本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本溪市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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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通知

证监机构字[2001]265号


各证券公司：

　　为规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保护受托投资管理业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 关于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界定

　　受托投资管理业务，是指证券公司作为受托投资管理人（以下简称“受托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投资委托人（以下简称“委托人”）的投资意愿，与委托人签订受托投资管理合同，把委托人委托的资产在证券市场上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组合投资，以实现委托资产收益最优化的行为。

　　 二、关于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资格

　　（一）证券公司从事受托投资管理业务应当获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资格。

　　没有获取资格的证券公司不得从事受托投资管理业务。

　　证券公司申请从事受托投资管理业务，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为综合类证券公司；

　　2、具有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的净资本；

　　3、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人员已经获得《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具有3年以上自营或经纪或承销或基金或相关业务从业经历，且无不良记录；

　　4、经营行为规范，近1年内没有受到行政处罚；

　　5、有健全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

　　6、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符合上述条件的证券公司申请从事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资格，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下列材料：

　　1、经营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申请；

　　2、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的说明；

　　3、根据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出具的净资本计算表；

　　4、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专业人员的名单、简历、学历和资格证书，无不良记录的证明；

　　5、开展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操作方案；

　　6、内部风险评估报告；

　　7、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三、关于受托人和委托人的权利和义务

　　依照本通知规定取得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资格的综合类证券公司为受托人。

　　非银行企业法人、社团法人及自然人可以作为委托人，但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受托人享有下列权利：

　　 1、收取受托投资管理佣金；

　　 2、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二）受托人必须履行下列义务：

　　1、受托人在从事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过程中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以专业技能管理受托投资，保护委托人的利益，不从事任何有损委托人利益的活动；

　　2、受托人应确保向委托人提供的信息客观、公正；

　　3、对委托人的财产状况、风险承受能力及投资偏好等进行调查；

　　4、按照合同规定和授权范围经营和管理受托投资；

　　5、在合同终止时及时清算并返还受托投资资产；

　　6、每季至少1次向委托人提供准确、完整的受托投资管理情况、证券交易记录及资产组合评估报告。资产组合评估报告至少应包括以下信息：（1）编制报告的日期，（2）委托人的投资组合在该日期的成分和价值，（3）委托人投资组合价值变动情况；

　　7、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会计账册按照国家规定的保存年限进行保存，交易记录等资料至少保存7年；

　　8、及时妥善处理委托人的查询；

　　9、按月编制受托投资管理业务报告，并向中国证监会及公司注册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10、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

　　（三）委托人享有下列权利：

　　1、获得委托投资的投资收益；

　　2、监督委托投资的经营状况，获取委托投资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资料；

　　3、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四）委托人必须履行下列义务：

　　1、向受托人如实提供财务状况及投资意愿的基本情况和有关文件资料；

　　2、按照合同规定向受托人交付委托投资资产、承担证券买卖的交易费用（包括标准交易佣金、印花税等）及向受托人支付受托投资管理佣金；

　　3、承担委托投资的投资损失；

　　4、确保未利用银行信贷资金进行委托投资，并对委托投资资产来源及用途的合法性作出承诺；

　　5、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

　　四、关于业务运作与监督管理

　　（一）受托人应向委托人充分披露其受托投资管理能力和业绩等资质情况，并根据委托人的性质、受托投资的规模、委托期限、收益预期、风险承受能力及其他特殊因素，为委托人提供不同的受托投资组合。

　　（二） 受托人必须与委托人签订受托投资管理合同，以委托人的名义设置股票帐户和资金帐户，并通过委托人的帐户进行受托投资管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受托人可设置专门帐户对委托人的资产进行管理。

　　（三） 受托人从事受托投资管理业务应当设置专门的受托投资管理部门，具有专门办公场所及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专业人员。

　　（四）受托人应当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稽核与监察、财务与人事管理制度，确保受托投资资产的安全。受托人应在自营业务、经纪业务与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之间设立防火墙，在人员、财务、帐户上应当严格分开，不得在同一办公室内操作，不得互通交易信息，不得将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与自营业务和经纪业务等其他业务混合操作。

　　（五）受托人要保证受托投资资产和其自有资产及不同委托人的资产相互独立，对不同的受托投资资产分别设立帐户、独立核算、分帐管理，确保不同委托人之间在名册登记、帐户设置、资金划拨、帐册记录等方面相互独立。

　　（六）受托人可以选择有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资格的商业银行托管其受托投资管理的证券经营资产，并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备案。

　　（七）受托投资管理合同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受托人与委托人的权利、义务；

　　2、受托投资的资产种类和评估办法；

　　3、受托资产总额；

　　4、帐户管理方式；

　　5、受托投资管理期限、受托方式与权限；

　　6、委托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及相应的投资策略和风险说明；

　　7、在出现重大转变时受托人及时通知委托人的承诺；

　　8、业绩评价办法和管理佣金计算与支付方式；

　　9、受托投资资产返还方式；

　　10、明确受托投资管理合同的让渡需要征得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同意；

　　11、资产清算事宜；

　　12、出现争议的处理办法及其他事项。

　　（八） 委托人委托管理的资产必须是货币资金或者在合法的证券托管登记系统中的证券（包括股票、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

　　（九） 受托人应将货币资金形式的受托投资按照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存管方式进行管理。

　　（十） 受托投资只能投资于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证券及其衍生品种。

　　（十一） 受托投资管理合同中应列明具体的委托事项，受托人应根据在与委托人签订的受托投资管理合同中约定的方式为委托人管理受托投资，但不得向委托人承诺收益或者分担损失。

　　（十二） 受托人管理的全部受托投资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总股本）的10％。

　　（十三） 当委托人持有一家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总股份接近5%时，受托人应当提前通知委托人，并督促其履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如果委托人拒不履行有关义务，受托人应当向证券交易所报告。

　　（十四） 合同终止时，受托投资期末资产在扣除管理佣金及相关交易费用后，余额全部返还委托人。

　　（十五） 受托人的管理佣金提取方式和提取比例由受托投资管理业务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但是不得采取简单的利润分成方式。

　　（十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应当终止：

　　 1、受托投资管理合同期限已满，未能续期的；受托投资管理合同期限未满，但双方协议终止的；

　　 2、因财务状况恶化，财务指标达不到规定的标准，或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托人被中国证监会责令暂停或取消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资格的；

　　 3、委托人因涉及重大债务纠纷，导致受托投资资产遭到冻结的。

　　（十七）因受托人的违法、违规及违反合同的行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受托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委托人对受托人造成相应损害的，也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十八） 受托人不得从事下列行为：

　　1、挪用受托投资管理资产；

　　2、未经批准，将不同委托人的受托投资资产混合管理；

　　3、接受银行信贷资金为受托投资；

　　4、将受托投资管理资产投资于与受托人在股权、债权和人员等方面有重大关联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

　　5、自营业务抢先交易于所管理的受托投资并故意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6、从事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人员或其有利益关系的交易主体抢先交易于受托投资的行为；

　　7、在管理受托投资资产过程中内幕交易、操纵市场；

　　8、以获取佣金或其他利益为目的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

　　9、将受托投资在不同受托投资帐户之间或与受托人自营帐户间进行相互买卖，转移受托投资帐户利润或亏损，损害委托人利益；

　　10、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行为。

　　（十九）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公司从事受托投资管理业务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督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合法、规范和稳健地开展，防止和纠正违规行为，并可要求证券公司报送其受托投资管理业务及相关业务资料。中国证监会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证券公司出具整改意见书，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力的证券公司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二十）证券公司从事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违反《证券法》、《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以及国家其他法律、法规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

　　本《通知》发布前已开展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证券公司，要按照本《通知》的规定进行清理与规范。综合类证券公司，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暂不确定所属类型、给予两年过渡期且在过渡期内业务范围比照综合类证券公司执行的证券公司，可向中国证监会提出经营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资格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后，可以从事受托投资管理业务。在过渡期内，比照综合类证券公司业务范围执行的证券公司，在过渡期结束后，未被核准为综合类证券公司的，不得再从事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从二OO二年一月一日起，未获得经营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不得再接受新的委托；从二OO二年七月一日起，未获得经营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一律不得再从事受托投资管理业务。


二00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侵权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优先受偿顺位建构
　　　　　　　　　　　　　　——基于“给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的考量

　　　□林一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内容提要: 破产法的公平理念以及侵权债权的非自愿属性，决定侵权债权具有从现行破产法所规定的普通破产债权中分立出来，并优先于一般交易债权受偿的正当性。基于侵权债权类型化以及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理念——给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侵权债权在区分人身侵权债权和财产侵权债权的基础上，应做以下受偿顺位安排：破产费用和公益债务之外，人身侵权债权——工资债权和社会保险费用——劳动补偿金债权——财产侵权债权——国家税收——一般交易债权。人身侵权债权甚至有可能优先于担保债权，如果担保债权的设立发生于人身侵权债权产生之后。社会强制责任保险费用债权视其保障范围可以先于人身侵权债权或财产侵权债权。


破产法的公平理念以及侵权债权的非自愿属性，决定侵权债权具有从现行破产法所规定的普通破产债权中分立出来，并优先于一般交易债权受偿的正当性。[1]

韩长印教授曾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提供了两种可供选择的破产分配顺位的思路：[2]其一，以权利产生过程中的自愿与否以及自愿的程度大小作为排定分配顺序的标准，可以提供的排序是：除了破产费用和共益债权之外，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国家税款——侵权行为之债——一般债权；其二，以权利主体对风险的负担能力或者分散能力作为排定分配顺序的标准，可以提供的排序是：除了破产费用和共益债权之外，国家税款——社会保障费用——职工工资——侵权行为之债——一般债权。

但是，侵权债权显然具有再次类型化的基础；不加区分地将侵权债权笼统置于某一个受偿顺位，不利于公平理念的实现，也有悖于制度安排妥当性和科学性的宗旨和目标。在“三鹿破产案”后，许多学者认为，应该将人身侵权债权作为独立的债权类型优先于交易债权受偿。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同时认为，基于侵权债权类型化以及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理念——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侵权债权在区分人身侵权债权和财产侵权债权的基础上，应作以下受偿顺位安排：破产费用和公益债务之外，人身侵权债权——工资债权和社会保险费用——劳动补偿金债权——财产侵权债权——国家税收——一般交易债权。人身侵权债权甚至有可能优先于担保债权，如果担保债权的设立发生于人身侵权债权产生之后。社会强制责任保险费用债权视其保障范围可以先于人身侵权债权或财产侵权债权。

一、侵权债权类型化的理论基础与具体分类

（一）公平的正义：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将侵权债权从普通破产债权中分离出来并使其置于相对优先的受偿地位，总体上，是基于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理论的考量。当然，在面对侵权责任的讨论时，不可避免对矫正正义的关注。但在破产分配制度中，论及侵权债权人的保护，目的不是为了在侵权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确定或分配侵权责任，而是在侵权债权人与其他债权人之间确定利益分配关系。鉴于破产制度是一项确定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的社会经济制度，因此，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分配正义）理论更能满足对该问题探讨的需要和该制度设计的需要，并作为该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

就公平的正义理论作为破产分配制度的基础而言，最有价值的主要是用来调节社会和经济分配的“差别原则”。当然这种差别原则是建立在第一个正义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之上，即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据此，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对“最少受惠者”的偏爱，也就是尽力想通过某种补偿或再分配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于一种平等地位的愿望，是公平的正义理论的重要特色。而在自由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之间建立优先规则则是该理论的重要价值体现，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优先规则（自由的优先规则）：两个正义原则应以词典式次序排列，因此，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这有两种情形：（1）一种不够广泛的自由必须加强由所有人分享的完整自由体系；（2）一种不够平等的自由必须可以为那些拥有较少自由的公民所接受。第二优先规则（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第二个正义原则以一种词典式次序优先于效率原则和最大限度地追求利益总额的原则，公平机会又优先于差别原则，这也有两种情形：（1）一种机会的不平等必须扩展那些机会较少者的机会；（2）一种过高的储存率必须最终减轻承受这一重负的人们的负担。我们可以发现，在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理论中，突出了对于自由和机会的平等保障，强调由正义所保障的自由权利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和社会利益的权衡，不管这种有损于自由的交易多么有利或将带来的社会利益多么大；自由只能为了自由本身的缘故被限制。[3]（P8）

在公司组织行为过程中，存在诸多与公司利益产生利害关系的主体，弗里曼将他们定义为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能够被组织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人。根据这样的定义，利益相关者可能包括股东、经营者、金融债权人、一般的交易债权人、劳动者、消费者、公众投资者以及受公司行为影响的社区或社会等。显然，这些利益相关者与公司的关系并非处于同一阶位；他们对公司控制和影响所呈现出的明显差别性，将决定其对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分配。股东、经营者和金融债权人居于与公司关系的核心层，尽管仍旧存在契约的不完备性（事实上，这普遍存在于各类利益相关者中），他们对于公司信息的掌握是相对完整准确的，或者说他们有能力获得相对完整准确的公司信息，这使他们在对公司的关系上可能分配到更多的权利并承担更多的义务；一般交易债权人和劳动者有机会与公司建立较为内部化的关系，也就是说有机会以自身的能力获得公司的内部性信息，但是，这种机会的实现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司的信息外部化行为。而消费者、公众投资者（不包括机构投资者）以及受公司行为影响的社区包括社会，则完全处于公司的外围，除了依赖公司的信息外部化行为对公司的组织行为作出判断外，别无选择。正是基于利益相关者在与公司关系中具有不同地位的基本现实，许多学者从各自研究领域的角度重新定义利益相关者的概念。例如，莱尔把利益相关者定义为：所有那些向企业贡献了专用性资产，以及作为既成结果已经处于风险投资状况的人或集团。并因此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了可以参考的途径，因为利益相关者专用性资产的存在，利益相关者也就可以根据其资产的多少和它们所承担的风险来获得企业对其利益的保护，这样，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也就有了依据。

但是，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公司破产分配领域，并且遵循公平的正义理论中的差别原则，使最少受惠者得到最大利益，就会发现，越是那些在与公司关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利益关系人，越是那些有能力影响公司并从中获得利益保障的利益关系人，就越应该在公司破产时承担更多的责任；相反，越是那些在与公司的关系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利益关系人，越是那些没有能力影响公司反而可能承受公司行为不利后果的利益关系人，就越应该在破产分配时获得更大的利益支持。仅从这个意义上，公司破产时的分配顺序也许应该是：消费者、公众投资者、社区或社会处于第一优先的顺位，一般交易债权人、劳动者处于第二优先顺位，股东、经营者以及金融债权人应居于最后。

当然，从差别原则——“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角度，我们还要综合考量“最少受惠者”以及他们的“利益”所在，但是无论如何，消费者、一般公众投资者以及受公司行为影响的社区或社会（例如，环境或其他受公司侵害行为影响的个人或秩序）都应该是相对优先的考虑，特别是他们虽然有时以合同的方式与公司建立联系，但更多时候是因为遭受公司不法行为的侵害而与之建立起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债权债务关系的产生明显非出于受害人的自愿。

不考虑侵权债权产生的非自愿性（不自由），将之与其他自愿债权人同等对待的破产分配规则，不仅违反了一系列重要且基本的法律价值，也丧失了正义的基础。[1]虽然我们并不能据此得出与这个规则有关的整个制度不正义——因为确实存在这样的可能，即一个制度的一个或几个规范可能是不正义的，但制度本身却不是这样；或者可能某一种制度是不正义的，而整个社会体系却并非如此。[3]（P44）但是，如果我们无法找到相关的可能抵消其不正义的规则或制度，就会破坏整个制度的正义性。正如侵权债权人在各国的破产程序中虽然处于不利的受偿地位，但是，这种不利的受偿地位并没有普遍性的损害侵权债权人的利益，原因是有其他的可以抵消其不正义的制度存在；如果缺乏这样的抵消制度，那么就必须改变现有的制度，或者建立相应的抵消制度。[1]而将侵权债权与交易性债权相区分并承认其具有独立的破产分配地位是这样做的基本前提。

（二）人身侵权债权和财产侵权债权

在确定破产分配顺位规则的意义上对侵权债权进行类型化，与旨在确定加害人的责任并给予受害人救济的侵权损害赔偿类型化相比，其标准显然会有所差别。后者更关注产生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并以“过错”为核心。而前者因以“给最少受惠者以最大利益”为目标，因此，以侵权行为所侵害的对象为核心对侵权债权进行类型划分——人身侵权债权和财产侵权债权，并进而将其作为受偿顺位安排的基础，是更为妥当的选择。

从侵权行为侵害对象的角度，可以将侵权行为分为人身侵权行为和财产侵权行为。前者是指侵权行为侵害的对象是人身性权利，如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等，因此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受害人为人身侵权债权人；后者是指侵权行为侵害的对象是人身以外的财产性权利或利益，因此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受害人为财产侵权债权人。人身侵权债权和财产侵权债权的类型划分对于破产分配顺位的确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虽然侵权损害赔偿的结果都是以金钱来填补损害，但是毫无疑问，对于财产侵权而言，损害能够得到充分的填补，而对于人身侵权而言，只是填补了因为遭受损害而产生的有形财产损失，至于对人身所造成的不可回复的伤害和痛苦，即使在承认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况下，也无法弥补。另外，在人身权与财产权的角逐中，必须承认人身权具有至高的保护价值。虽然在自由、平等、安全的价值体系中，人们所追求的不只包括人身的自由、平等和安全，也同样包涵财产的自由、平等和安全，但是不可撼动的是，生存权是人最不容侵犯的基本权利。自《魏玛宪法》以来，1945 年《联合国宪章》、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1966 年《国际人权公约》等都在强化人的基本权利保障。保障人的生存权、社会权构成了“20 世纪宪法最基本的重要特征”。[4]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是以财产罚代替人身罚或自由罚。因此，从破产分配制度的角度，如果受害人仅仅遭受财产而不是人身性损害，那么在受偿时，应让位于人身侵权债权。正是基于公平的正义理论对于最少受惠者（弱者）的偏爱，我们在对侵权债权的受偿顺位进行重新架构时，必须深入观察和比较不同类型的侵权债权与其他类型债权在权利实现方面的能力，避免失去客观和公正。因为破产制度是一项具有多元价值目标的社会分配制度，不论其他国家对破产分配顺位做出何种安排，我们都必须考虑到本国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

二、人身侵权债权的特别优先受偿地位：相对于职工债权

三鹿奶粉事件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应该赋予人身侵权债权人以优先受偿的权利。如果我们不能在破产分配时给予人身侵权债权人以优先于财产侵权债权人或者税收债权人以及一般交易债权人以更优先的保护，那么应该承认那是一个需要弥补的制度性缺陷。但是，人身侵权债权与同样具有生存权价值的职工债权或者具有生存权之保障功能的社会保险费用债权相比，是否同样具有优先性，抑或更加优先，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解构职工债权

在探讨人身侵权债权是否具有优先于职工债权的正当性之前，需要先剖析一下我国《企业破产法》第 113 条第 1 项所规定的职工债权的具体内容和属性。作为处于第一受偿顺位的职工债权，它实际包含了四种不同类型的与职工有关的债权：工资债权、工伤债权、部分社会保险费用债权以及劳动补偿金债权。

工资债权，是指破产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应付而未付的工资总额。通常情况下，工资是对职工已经付出的劳动的对价，工资债权是职工基于劳动合同而享有的合同债权。

工伤债权，是指破产债务人应付而未付的所欠工伤职工的医疗、伤残补助以及抚恤费用。根据我国《社会保险法》以及《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职工遭受职业病或工伤事故时，除按照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中获得救济外，用人单位也要相应承担一部分支付义务。在用人单位未支付工伤保险费的情况下，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费用”就要由用人单位支付。虽然“工伤保险待遇费用”一词并没有反映在《企业破产法》中，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将“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扩张解释为“工伤保险待遇费用”，后者的范围明显宽泛于前者。工伤债权是工伤职工基于工伤事故侵权而享有的债权，应归属于人身侵权债权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