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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计量发展规划（2013-2020年）的通知

国发〔2013〕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计量发展规划（2013-2020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
2013年3月2日


计 量 发 展 规 划
（2013-2020年）


计量是实现单位统一、保证量值准确可靠的活动，关系国计民生。计量发展水平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为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夯实计量基础，全面提升计量整体能力和水平，特制定本规划。
一、发展现状与形势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计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基础性、前沿性和共性计量科研成果大量涌现，具有中国特色的计量发展与管理制度逐步形成。国家计量基标准、社会公用计量标准、量传溯源①体系不断完善，保证了全国单位制的统一和量值的准确可靠；专用、新型、实用型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水平和服务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计量法律法规和监管体制逐步完善；国际比对和国际合作进一步加强，我国计量测量能力居于世界前列。但是，计量工作的基础仍较为薄弱。国家新一代计量基准持续研究能力不足；量子计量基准相关研究尚处于攻坚阶段，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迟缓，部分领域量传溯源能力仍存在空白；法律法规和监管体制滞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监管手段不完备，计量人才特别是高精尖人才缺乏。
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计量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世界范围内的计量技术革命将对各领域的测量精度产生深远影响；生命科学、海洋科学、信息科学和空间技术等快速发展，带来巨大计量测试需求；国民经济安全运行以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自然灾害有效防御等领域的量传溯源体系空白需尽快填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参与全球经济贸易等，需要不断提高计量检测能力。夯实计量基础、完善计量体系、提升计量整体水平已成为提高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突出基础建设、法制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基础前沿和应用型计量测试技术研究，统筹规划国家计量基标准和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发展，进一步完善量传溯源体系、计量监管和诚信体系，为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提供重要的技术基础和技术保障。
（二）基本原则。
——突出重点，夯实基础。加强计量科学技术基础研究，夯实计量技术基础；加快计量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带动科学技术、高技术产业以及企业科研等相关测试领域的发展与创新；加强国家计量基标准和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满足重点领域、重大工程对计量测试技术的需求。
——统筹兼顾，服务发展。统筹社会计量资源，合理布局国家计量科技创新实验基地以及国家计量基标准和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等基础建设；统筹计量基础研究和应用计量技术研究，兼顾区域、领域、行业和社会发展需求。
——完善法制，依法监管。完善计量法律法规体系；完善计量监管手段，推进公正执法；完善计量行政监管方式，推进规范执法；强化计量法制理念，推进文明执法。
（三）发展目标。
到2020年，计量科技基础更加坚实，量传溯源体系更加完善，计量法制建设更加健全，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科学技术领域：建立一批国家新一代高准确度、高稳定性量子计量基准，攻克前沿技术。突破一批关键测试技术，为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先进的计量测试技术手段。提升一批国家计量基标准、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服务和保障能力。研制一批新型的标准物质② ，保证重点领域检测、监测数据结果的溯源性、可比性和有效性。建设一批符合新领域发展要求的计量实验室，推动创新实验基地建设跨越式发展。
法制监管领域：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及相关配套法规、规章制修订工作。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计量监管体系，建立民生计量、能源资源计量、安全计量等重点领域长效监管机制。诚信计量体系基本形成，全社会诚信计量意识普遍增强。
经济社会领域：量传溯源体系更加完备，测试技术能力显著提高，进一步扩大在食品安全、生物医药、节能减排、环境保护以及国防建设等重点领域的覆盖范围。国家计量科技基础服务平台（基地）、产业计量测试服务体系、区域发展计量支撑体系等初步建立，计量服务与保障能力普遍提升。

专栏1 计量发展量化目标

1.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修订；
2.国家计量基标准、标准物质和量传溯源体系覆盖率达到95%以上；
3.国家一级标准物质数量增长100%，国家二级标准物质品种增加100%；
4.国家计量基准实现国际等效比例达到85%以上；
5.得到国际承认的校准测量能力达到1400项以上，其中90%以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6.国家重点管理计量器具受检率达到95%以上；
7.全国范围内引导并培育10万家诚信计量示范单位；
8.实现万家重点耗能企业能源资源计量数据实时、在线采集。

三、加强计量科技基础研究
（四）加强计量科技基础及国家计量基标准研究。
加强计量科技基础及前沿技术研究，特别是物理常数等精密测量和量子计量基准研究，应对国际单位制中以量子物理为基础的自然基准取代实物基准的重大技术革命，建立新一代高准确度、高稳定性量子计量基准。突破关键技术，建立一批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国家计量基标准、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加快改造和提升国家计量基标准能力和水平。

专栏2 计量科技基础研究重点项目

1.基本物理常数精密测量技术研究；
2.量子基准核心量子器件研究；
3.基于铯钟、光钟的新一代时间频率基准研究；
4.新一代量子计量基准研究；
5.生物计量基准研究；
6.超快光学、太赫兹精密测量技术以及单光子测量技术研究；
7.新一代基于原子尺度的纳米计量技术研究；
8.新材料计量测试技术及复杂环境下材料微纳结构测量技术研究；
9.经济安全、生物安全、医疗安全、能源资源、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防灾减灾等领域计量溯源技术研究；
10.高频天线计量关键技术研究；
11.智能和互联式测量、嵌入式和普及式测量技术研究等。

（五）加强标准物质研究和研制。
开展基础前沿标准物质研究，扩大国家标准物质覆盖面，填补国家标准物质体系的缺项和不足。加强标准物质定值、分离纯化、制备、保存等相关技术、方法研究，提高技术指标。加快标准物质研制，提高质量和数量，满足食品安全、生物、环保等领域和新兴产业检测技术配套和支撑需求。完善标准物质量传溯源体系，保证检测、监测数据结果的溯源性、可比性和有效性。

专栏3 国家标准物质研究和研制的重点领域和重点方向

1.食品安全领域，重点方向：食品中有机化学品残留、食品添加剂、食品中营养成分、食品中元素及形态、食品包装材料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检测以及食品中生化计量技术、物化特性及电离辐射计量技术、食品安全前沿性计量技术研究和相关标准物质的研制；
2.临床检验领域，重点方向：与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等重大疾病早期预警和诊断、疾病危险因素早期干预等相关标准物质的定值、制备、稳定化技术研究以及相关高等级标准物质研制；
3.生物领域，重点方向：基因核酸标准物质，蛋白质、脂质和毒素标准物质，微生物标准物质，生物工程多糖标准物质等标准物质的研制以及相关前沿计量测试技术研究；
4.环保领域，重点方向：有机物标准物质，土壤、温室气体、烟道排放气体、交通工具尾气等检测用标准物质的研制及相关计量测试技术研究；
5.材料科学领域，重点方向：石油、煤炭和生物燃料理化性质方面的标准物质，工业产品、工业原材料中有害物质检测用标准物质，接触角、表面张力等界面特性方面标准物质，纳米薄膜厚度、薄膜表面成分、材料微观结构、碳基材料/纳米材料的特性量值方面的标准物质的研制及相关计量测试技术研究。

（六）加强实用型、新型和专用计量测试技术研究。
加快新型传感器技术、功能安全技术等新型计量测试技术和测试方法研究，加快转化和应用，填补新领域计量测试技术空白。加快航空航天、海洋监测、交通运输等专用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提升专业计量测试水平。提高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突发事故的检测报警、环境和气候监测等领域的计量测试技术水平，增强快速检测能力。将计量测试嵌入到产品研发、制造、质量提升、全过程工艺控制中，实现关键量准确测量与实时校准。加强仪器仪表核心零（部）件、核心控制技术研究，培育具有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的仪器仪表品牌产品。
（七）加强量传溯源所需技术和方法研究。
加强与微观量、复杂量、动态量、多参数综合参量等相关的量传溯源所需技术和方法的研究。加强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防安全等领域量值测量范围扩展、测量准确度提高等量传溯源所需技术和方法的研究。加强互联网、物联网、传感网等领域计量传感技术、远程测试技术和在线测量等相关量传溯源所需技术和方法的研究。加强计量对能源资源的投入产出、流通过程中的统计与测量，以及对贸易、税收、阶梯电价等国家政策的支持方式和模式研究。
（八）推进计量科技创新。
大力推动计量科技与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完善学科布局。加强高校、科研院（所）以及部门科研项目的合作，开展重点领域、重点专业、重点技术难题专项合作研究。改善对环境控制和设施配套有较高要求并与先进测量、高精密测量相适应的超高、超宽和洁净实验条件以及计量科技创新实验环境。构建以计量前沿科研为主体、计量科研创新发展为手段、服务产业技术创新为重点、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为宗旨的“检学研”相结合的计量技术创新体系。
（九）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计量科研项目的立项、论证等要与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研项目对接，把科研成果的转化作为应用型计量技术研究课题立项、执行、验收的全过程评审指标。加快计量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建立计量科研机构与企业技术机构交流平台，加强计量技术机构与企业联合立项、联合攻关、联合研发力度，开展计量科研成果展示、科研人员技术交流、技术合作或共同开发等，促进计量科研成果转化和有效应用。
（十）积极参与计量国际比对。
积极参加计量基标准国际比对，增加作为主导实验室组织计量国际比对的数量，提高我国量值的国际等效性。加强对计量国际比对各环节管理，为参与和组织计量国际比对提供便利。积极参与国际同行评审，加快校准测量能力建设，提升我国在国际计量领域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十一）制修订计量技术规范。
及时制修订计量技术规范，满足量传溯源及计量执法需要。加大经济发展、节能减排、安全生产、医疗卫生等领域的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力度。加强部门（行业）和地方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工作管理，促进计量技术规范协调统一。增强实质性参与制修订国际建议③的能力，推动我国量值与国际量值等效一致。
四、加强计量服务与保障能力建设
（十二）提升量传溯源体系服务与保障能力。
统筹国家计量基标准、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科学规划量传溯源体系。加速提升时间频率等关键量和温室气体、水、粮食、能源资源等重点对象量传溯源能力。加快食品安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国家计量基标准和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填补量传溯源体系空白。全面提升各级计量技术机构量传溯源能力。根据需要合理配置计量标准，做好企（事）业单位的内部量传溯源工作，保证量值准确可靠。

专栏4 国家量值传递能力提升

1.国家计量基标准保存单位的能力提升：加快国家计量基标准建立，加大国家计量基标准改造力度，加强相关标准物质的研制，完善实验基础条件，提升国家计量量传溯源源头的计量基标准水平和量传溯源能力；
2.各大区计量测试中心能力提升：建立大区级别计量标准，完善实验基础条件，重点开展量传溯源计量技术与方法的应用研究等，提升各大区量传溯源能力以及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
3.部门（专业）计量技术机构（计量站）能力提升：完善实验基础条件，开展专用计量技术与方法研究等，满足海洋、农（林）业、气象、水利、地震、电力、通讯、铁路交通等部门（专业）发展需求；
4.省级计量技术机构能力提升：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完善实验基础条件，开展实用型计量技术研究和计量测试工作，全面提升量传溯源服务能力，适应各省（区、市）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减排等重点领域、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建设以及当地产业发展需求；
5.地（市）级计量技术机构能力提升：完善适应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强制检定需要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计量检定实验条件，重点满足食品安全、安全生产以及特种设备安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发展需要；
6.县级计量技术机构能力提升：完善适应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强制检定需要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计量检定实验条件，重点满足食品安全、安全生产、贸易结算、医疗卫生等领域发展需要；
7.企（事）业计量能力提升：建立企（事）业内部量传溯源所需的计量标准，加强对计量标准、工作计量器具的管理，采用先进的计量器具和检测仪器设备，提升生产工艺过程控制、产品质量升级的相关计量技术支撑能力。

（十三）完善国家计量科技基础服务平台（基地）。
以国家计量基标准和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为主体，以量传溯源体系为基本架构，进一步完善国家计量科技基础服务平台（基地）。加强大型计量科学仪器、设备共享，营造开放、共享的计量研究实验环境。加强科技文献数据、计量科研数据和科研成果数据共享，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推广和应用。强化平台（基地）信息化建设，不断充实国家计量基标准和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计量科研成果、计量服务能力和水平等信息。
（十四）构建国家产业计量测试服务体系。
整合相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等资源，在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经济社会重点领域，研究具有产业特点的量值传递技术和产业关键领域关键参数的测量、测试技术，开发产业专用测量、测试装备，研究服务产品全寿命周期的计量技术，构建国家产业计量测试服务体系。

专栏5 国家产业计量测试服务重点领域

1.节能环保产业：为高效节能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和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新技术发展提供计量检定、校准及测试等服务；
2.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信息网络产业、电子核心基础产业、高端软件和新兴信息服务产业提供计量检定、校准及测试服务；
3.生物产业：为生物医药产业、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农业产业、生物制造产业等提供计量检定、校准及测试技术服务；
4.高端装备制造业：为航空装备产业、卫星及应用产业、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等提供计量检定、校准及测试服务；
5.新能源产业：为核电技术、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计量检定、校准及测试服务；
6.新材料产业：为新型功能材料、先进结构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等产业发展提供计量检定、校准及测试服务；
7.其他重点产业。

（十五）构建区域发展计量支撑体系。
整合区域内现有计量技术机构、专业计量站、部门计量技术机构以及企（事）业单位的计量技术能力，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定位，加强计量技术服务与保障能力建设。建立满足区域发展需要的国家计量基标准和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完善量传溯源体系。加强相关计量测试技术的研究，开展计量检测等活动，提升现代计量测试水平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

专栏6 区域发展计量技术保障能力建设重点

1.西部地区计量技术保障能力建设：根据西部地区战略发展定位，重点提高服务电力、天然气、煤炭、森林、矿山等能源资源的计量技术支撑能力，服务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高原铁路等重大工程建设的技术支撑能力；
2.中部地区计量技术保障能力建设：根据中部地区战略发展定位，围绕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重点提升服务农业、煤炭、电力、交通运输业等计量技术支撑能力，提升服务农业商品生产基地和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以及农产品加工转化和资源深度开发的计量技术支撑能力；
3.东部地区计量技术保障能力建设：根据东部地区发展战略定位，围绕重点发展高技术产业和资源消耗小、附加价值高的出口产业，重点提升服务信息产业、核电、生物、医药、新材料、海洋、太阳能光伏与半导体光源产业等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计量技术支撑能力；
4.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计量技术保障能力建设：根据东北地区的发展战略定位，围绕巩固和提升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食生产基地、重要林业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机械工业和医药工业基地，重点提升服务大型铸锻件、核电设备、风电机组、先进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大型农业机械、高速动车组、大功率机车、高档数控机床等相关产业发展的计量技术支撑能力。

（十六）构建国家能源资源计量服务体系。
完善与能源资源计量相关的国家计量基标准和社会公用计量标准体系建设，加强能源资源监管和服务能力建设，开展城市能源资源计量建设示范，开展能源资源计量检测技术研究、交流及计量检测技术研究成果转化，促进节能减排。开展计量检测、能效计量比对等节能服务活动，促进用能单位节能降耗增效。开展专业技术人才培训，提高专业素质，构建能源资源计量服务体系。
（十七）加强企业计量检测和管理体系建设。
依据测量管理体系有关标准和国际建议要求，完善计量检测体系认证制度，推动大、中型企业建立完善计量检测和管理体系。加强计量检测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大宗物料交接、产品质量检验以及企业间的计量技术合作提供检测服务。生产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要加强计量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符合要求的计量实验室和计量控制中心，加强对计量检测数据的应用和管理，合理配置计量检测仪器和设备，实现生产全过程有效监控。积极采用先进的计量测试技术，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新建企业、新上项目等，要把计量检测能力建设作为保证企业产品质量、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实现企业现代化和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技术手段，与其他基础建设一起设计、一起施工、一起投入使用。
（十八）增强国防建设服务保障能力。
（十九）加强国际计量交流合作。
建立国际计量交流合作平台，加强国际计量技术交流合作，促进我国量值国际等效，促进对外贸易稳定增长。扩大计量双边、多边合作与交流，参与重要国际合作计划和项目，扩大互认国和互认产品范围，满足“一次测试、一张证书、全球互认”的发展需求。
五、加强计量监督管理
（二十）加强计量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及相关配套法规、规章的制修订，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计量监管体制和机制。全面梳理相关法规规章，形成统一、协调的计量法律法规体系。制定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强化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资源管理、司法鉴定、行政执法等重点领域计量器具监管。制修订能效标识监管、过度包装监管等方面的行政法规或规章，推动相关监管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二十一）加强计量监管体系建设。
进一步健全计量监管体系，提高监管效率，保证全国单位制统一和量值准确可靠。加强重点计量器具的监督，完善计量器具制造许可、型式批准、强制检定、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等管理制度，提高计量器具产品质量。用简便、快速、有效的计量执法装备充实执法一线，完善计量监管手段，提高执法人员综合素质和执法水平。加强对计量检定技术机构监管，规范检定行为。建立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档案。完善部门计量监管机制，加大监管力度。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社会团体、人民群众等社会监督作用。
（二十二）推进诚信计量体系建设。
在服务业领域推进诚信计量体系建设，加强诚信计量教育，树立诚信计量理念。强化经营者主体责任，培养自律意识，推动经营者开展诚信计量自我承诺活动，培育诚信计量示范单位。加强计量技术机构诚信建设，增强计量检测数据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实施诚信计量分类监管，建立诚信计量信用信息收集与发布和计量失信“黑名单”制度，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二十三）强化民生计量监管。
加强对食品安全、贸易结算、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与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切身利益相关的重点领域计量监管。在服务业领域推行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合格公示制度，依法接受社会监督。强化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相关标准物质的制造、销售和使用中的监管，促进标准物质规范使用。强化对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监管，改革完善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监管模式，有针对性地开展计量专项整治，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二十四）强化能源资源计量监管。
加强对用能单位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强制检定的监管。开展能源资源计量审查、能效对标计量诊断等活动，培育能源资源计量示范单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强化用能单位能源资源计量的主体责任，引导用能单位合理配备和正确使用能源资源计量器具，建立能源资源计量管理体系，实现实时监测。加强对能源资源计量数据分析、使用和管理，对各类能源资源消费实行分类计量。积极采用先进计量测试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实现从能源采购到能源消耗全过程监管。
（二十五）强化安全计量监管。
加强安全用计量器具提前预测、自动报警、检测数据自动存贮、实时传输等相关功能的研发和应用，提高智能化水平。加强与安全相关计量器具的制造监管，为生产安全、环境安全、交通安全等提供高质量的计量器具。加强重点行业安全用计量器具的强制检定，督促使用单位建立和完善安全用计量器具的管理制度，按要求配备经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确保安全用强制检定计量器具依法处于受控状态。加强安全用计量器具的监督抽查。建立计量预警机制和风险分析机制，制定计量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二十六）严厉打击计量违法违规行为。
加强计量作弊防控技术和查处技术研究，提高依法快速查处、快速处理能力。加大计量器具制造环节监管，严厉查处制造带有作弊功能的计量器具。加强市场监管，对重点产品加大检查力度，严厉查办利用高科技手段从事计量违法行为。严厉打击能效标识虚标和商品过度包装行为。加强执法协作，建立健全查处重大计量违法案件快速反应机制和执法联动机制，加强行业性、区域性计量违法问题的集中整治和专项治理。建立健全计量违法举报奖励制度，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加大计量违法行为的刑事司法打击力度。
六、保障措施
（二十七）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计量工作，把计量发展规划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及时研究制定支持计量发展的政策措施。各地要按照计量量传溯源体系特点和要求，整体规划计量发展目标，合理布局本地区计量发展重点，建立完善的计量服务与保障体系。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要按照规划要求，组织编制实施方案，分解细化目标，落实相关责任，确保规划提出的各项任务完成。要加强国家、地区、部门有关年度工作计划与规划的衔接，把规划的总体要求安排到年度计划中。
（二十八）加大投入力度。
各级人民政府要增加对公益性计量技术机构的投入。发展改革、财政、科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要制定相应的价格、投资、财政、科技以及人才支持政策。加强对计量重大科研项目的支持，促进计量科技研发和重点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增加强制检定所需计量检定设备投入，完善基层计量执法手段，提升计量执法能力和水平。支持开展计量惠民活动，把与人民生活、生命健康安全密切相关的计量器具的强制检定所需费用逐步纳入财政预算。
（二十九）加强队伍建设。依托重大科研项目、重点建设平台和国际合作项目，加大学科带头人培养力度。强化高层次科技人才开发，着力培养具有世界科技前沿水平的高级专家、高层次领军人才。加大优秀科技人才引进，重视青年科技英才培养，支持青年人才主持重点科技项目。加强计量相关学科、专业以及课程建设，完善全过程计量人才培养机制。加强计量技术人员相关职业资格制度建设，加强计量行政管理人才培养，提升计量队伍的业务水平和监管能力。加强计量文化建设，构建“度万物、量天地、衡公平”的计量文化体系。加强计量基础知识普及教育和宣传，形成公平交易、诚信计量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十）强化评估考核。
加强对规划实施评估，定期分析进展情况。实施规划中期评估，评估后需调整的规划内容，由规划编制部门提出具体方案，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规划编制部门要对规划最终实施总体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并向社会公布规划实施情况及成效。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建立落实规划的工作责任制，按照职责分工，对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对规划实施过程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

————————————————

①量传溯源是量值传递和量值溯源的简称。量值传递指通过对测量仪器的校准或检定，将国家测量标准所实现的单位量值通过各等级的测量标准传递到工作测量仪器的活动，以保证测量所得的量值准确一致。量值溯源是量值传递的逆过程。
②标准物质是具有足够均匀和稳定的特定特性的物质，其特性被证实适用于测量中或标称特性检查中的预期用途。
③国际建议：国际法制计量组织的出版物之一，旨在提出某种测量器具必须具备的计量特性并规定了检查其合格与否的方法和设备。









浅 析 我 国 夫 妻 财 产 和 无 效 婚 姻 制 度
-------- 从一起双方当事人均不服法院终审判决的离婚申诉案谈起

温 军* (1 0 0 0 2 6)


[论文摘要] 修订婚姻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我国婚姻法的各项制度，是我国婚姻立法的巨大进步。但同时也应看到修订后的婚姻法在制度构建方面仍存在一些法律问题，本文试图通过一起双方当事人均不服法院终审判决的申诉案件所反映出的问题对修订婚姻法中的相关制度及其对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影响做一粗浅分析。
关键词：婚姻法 夫妻财产 无效婚姻 民事检察监督权
一、案情介绍
王某，男，某外国公司驻京代表。罗某，女，无业。二人于96年10月经婚姻介绍所介绍相识，97年4月登记结婚，罗某从89年起就患有不应当结婚的精神疾病且婚后也未治愈，但罗某及其家人对王某及婚姻登记机关均隐瞒了该事实。婚后不久，二人因无法共同生活而分居，2000年1月罗某起诉至法院要求与王某离婚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王某在得知罗某患有精神病后，遂请求法院确认该婚姻无效。经一审法院鉴定：罗某在本次诉讼中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一审法院判决：准予二人离婚；婚后财产和王某名下存款，双方各得一半。二人均不服该判决，分别上诉至二审法院。罗某请求将分居及诉讼期间王某的工资收入列为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而王某仍主张该婚姻无效且不同意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其财产。
二审法院认为：王某所称罗某婚前隐瞒精神病，此婚姻应属无效婚姻一节，无法律依据，不予认定，对其不同意按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的请求，亦不予支持；因罗某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对其上诉请求也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人仍不服终审判决，先后持上诉理由到检察机关申诉。
检察机关的审查结果：经审查认为，申诉人罗某对该婚姻的缔结有过错，且对自己主张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罗某予以认可并主动撤回其申诉；申诉人王某在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的同时还向市高级法院提出申诉且已被受理，根据申诉人不能就同一案件同时在检、法两家申诉的规定，检察机关决定终止审查。
本案是在修订婚姻法实施前夕，终审判决的一起普通的离婚案件，虽说是普通的离婚案件，但它却涉及了我国婚姻立法中的两大制度即夫妻财产制度和无效婚姻制度。而制度构建上的缺陷，是导致本案当事人申诉的重要原因。本文，从此案开启并非是想以案论案，而是借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判决所持态度，对我国婚姻立法中的夫妻财产制度和无效婚姻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修订婚姻法在制度构建方面存在的问题做一粗浅论述。并兼论婚姻法修改对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影响，以期对婚姻立法的完善及民事检察实践有所裨益。
二、关于夫妻财产制度
（一）我国婚姻立法中夫妻财产制度的发展与变化
夫妻财产制 (Matrimonial regime) 又称婚姻财产制，是关于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的根据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作为我国婚姻立法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制度，它始终受到包括立法、司法及全社会的普遍关注。1950年婚姻法是我国第一部婚姻法，该法所确定的是夫妻财产为一般共同共有制，即不论是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也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1980年婚姻法对此做了重大调整，根据该法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可见，80年婚姻法确立的是婚后所得共同制与约定财产制并行的夫妻财产制度。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这一夫妻财产制度在调整婚姻家庭财产关系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夫妻财产日益多样化，原有的夫妻财产制度显露出其不足之处。为此2001年4月28日通过的修订婚姻法及同年12月27日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若干解释》）。对夫妻财产制度再次做出重大修改与完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在制度结构上趋于完整。为论述方便，笔者将80年婚姻法所确定的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并行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称为“二元制结构”，修订婚姻法虽予以沿用。但同时，第十八条又以列举的方式明确将：一方婚前财产；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其它应归一方的财产，规定为夫妻个人财产。由此，在我国婚姻立法上第一次确立了夫妻特有财产制度，从而形成了现行的“三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从而，在结构上弥补了我国婚姻立法中仅有共同财产而无个人财产的不足，较之80年婚姻法无疑是一大进步。第二、在财产范围上更加明确。80年婚姻法第13条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但该条规定却未具体列明夫妻财产的范围，尽管93年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规定了夫妻财产的范围，但仍不尽合理。修订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1）工资、奖金；（2）生产、经营的收益；（3）知识产权的收益；（4）继承和赠与所得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除外；（5）其他应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同时，如上所述第十八条，也以列举的方式对个人财产做出规定，从而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范围，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以及人们的财产状况。第三、在内容上更加符合物权法要求。最高法院《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8年，贵重生活资料经过4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一“夫妻个人财产转化制度”的确立，并不符合我国物权法基本理论。为此，《若干解释》第19条规定：婚姻法第18条规定为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一解释的出台，标志着修订婚姻法废除了不合理的“转化制度”，使夫妻财产制度的设立更加符合物权法的要求，是婚姻立法的巨大进步。第四、提高了约定财产制度的法律地位。80年婚姻法虽然确立约定财产制度，但仍以共同财产制为主，以约定财产制为辅。同时，立法对约定财产制度并没有具体规范，所以，在实践中该制度形同虚设，并未真正发挥作用。为此，修订婚姻法第19条在对约定财产制专门做出规定的同时还对约定的内容、范围、方式、及效力等内容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从而完善了约定财产制度，提高了其法律地位。第五、在维护交易安全的功能上有所突破。婚姻立法对交易安全的关注应具体体现在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上，但纵观80年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在维护交易安全方面几乎没有涉及。而修订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就夫妻财产与交易安全作了的规定。该条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这是我国婚姻立法第一次将夫妻财产制度与维护交易安全明确地联系在一起。《若干解释》第18条还进一步规定：婚姻法第19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从而加重了夫妻一方的举证责任，突出夫妻财产制度在维护交易安全方面的功能，是我国婚姻立法的巨大进步。
总之，修订婚姻法较之80年婚姻法在夫妻财产制度方面有了较大进步，但在司法实践中仍暴露出其在制度结构的设计上仍有明显的缺陷，本文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建立非常夫妻财产制度进一步完善夫妻财产制度体系
如果说修订婚姻法以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约定财产制和个人特有财产制构筑了我国“三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体系，那么，本文所引用的案例却反映出这一结构体系仍存在欠缺。
本案申诉人罗某能否主张将王某在其二人分居期间以及离婚诉讼期间的工资收入按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按80年婚姻法及修订婚姻法答案均是肯定的。因为80年婚姻法和修订婚姻法都确立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一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在此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的所得如没有特别约定就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所谓“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指从合法缔结婚姻到婚姻关系依法解除或自然终止的期间，即合法取得结婚证之时到离婚判决生效或因一方、双方死亡，婚姻自然终止之日的期间。它包括当事人领取结婚证后，双方尚未共同生活期间；因闹离婚分居期间；在法院进行离婚诉讼尚未判决离婚或虽经判决准予离婚，但离婚判决尚未生效之前的期间。也就是说，在上述期间内夫妻一方或双方所得的财产均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所以，对于申诉人罗某的主张，根据现行立法的规定，答案应当是肯定的。试问：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概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合乎法律的一般原理吗？合乎立法的基本原则吗？经过考察后我们不难发现，答案应当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因感情不合而分居以及进行离婚诉讼都是夫妻关系的非正常状态，法律不应将这种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一方所得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理由如下：第一、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不应仅以夫妻关系是否存在的形式为标准，夫妻间的是否正确履行权利义务也应做认定夫妻共同财产的标准，如果夫妻一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权利义务，使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下，如分居或进行离婚诉讼等。在这种情况下，将一方或双方所得的财产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即缺乏理论依据，也有悖于公平合理原则和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第二、在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下，夫妻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以及夫妻间的家事代理权势必会有所变化，而法律对这种变化却熟视无睹，仍然视其为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恐怕有违财产所有权人的意愿。第三、现行婚姻立法虽然将这种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下的财产规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在审判实践中，主张权利的一方却常常因受举证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也难以真正实现，不宜于解决纠纷。笔者以为这应当是本案申诉人罗某不断进行申诉，反映在立法对夫妻财产制度结构设计上的原因吧。因为，根据现行婚姻立法，我国只有夫妻关系正常状态下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而无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这不得不说是夫妻财产制度结构设计上的缺陷。
如何解决这种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问题呢？有学者主张：在我国建立别居制度，并以此解决分居期间的财产关系。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首先，别居制度不是调整夫妻财产关系的专门制度。所谓别居制度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出现某种法定情况而无法进行同居时，通过法院判决或双方合意，配偶双方暂时或永久的免除同居义务 。可见，别居制度是在法定事由出现时解除夫妻间同居义务的一项特殊法律制度，它当然会涉及夫妻在别居期间的财产关系，但这项制度并不是解决夫妻财产关系的专门制度。其次，建立别居制度不能完全解决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分居只是非正常状态下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形式，而别居制度的建立只能解决分居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对其他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却爱莫能助。所以，以建立别居制度来解决此类夫妻财产关系问题的设想不足为取。为此，笔者认为立法上首先应当承认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的存在，并针对这种状态设立相应制度即建立非常法定财产制度，才是真正解决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下夫妻财产关系的有效做法。
所谓非常法定财产制，在瑞士婚姻立法中又称为特别财产制，在法国和德国的立法中则称为共同财产制之撤消制度，它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出现法定事由时，依据法律规定或夫妻一方或债权人的申请由法院宣告，撤销原以法定或约定而设立的共同财产制的一项财产制度。 这是非常值得我国借鉴的一项制度，对这项制度世界各国不乏立法例，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对此规定的较为全面，其中《瑞士民法典》最具有代表性，《瑞士民法典》第185—189条规定了当然的非常法定财产制和宣告的非常法定财产制两种，而且对各自适用的法定事由分别做了规定，较为完备，可以参考。
建立非常法定财产制度是完善婚姻立法和满足司法实践需要的要求。因此，在我国婚姻立法中设立非常法定财产制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从结构上，如果说修订婚姻法中个人特有财产制度的建立弥补了过去仅有共同财产的规定而无个人财产规定的立法缺陷，那么，非常法定财产制的建立将再次弥补现行婚姻立法只有“通常法定财产制”的规定，而无“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漏洞，使我国夫妻财产制度在结构上更加严谨、科学。其次，从内容上，修订婚姻法承认夫妻关系存在非正常状态，修订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因感情不合分居满二年的”调解无效，准予离婚。即承认夫妻关系存在非正常状态，并以此作为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破裂和判决准予离婚的标准和依据。但对这种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却没有做出相应规定。因此，非常法定财产制度的建立正能弥补这一内容上的欠缺。再有，从功能上，设立非常法定财产制，更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当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或出现其他一些特殊情况时，如夫妻一方个人破产时允许债权人申请法院宣告将共同财产制改行为分别财产制。能更有效地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使婚姻立法维护交易安全的功能更加健全。最后，建立非常财产制度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婚姻关系一经成立并非一成不变，夫妻财产的构成也并非一成不变，针对这种变化下的情况，设立相应制度才符合客观规律，涵盖现实生活中夫妻关系以及夫妻财产可能发生的各种变化，满足现实生活需要。
对于如何设立我国的非常法定财产制度，笔者认为：该制度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应当规定该制度的适用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由法院依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的申请而适用。其次、应规定非常法定财产制包括当然的非常法定财产制和宣告的非常法定财产制两种情形。即法院在法定事由出现时可以不依当事人的申请而直接适用的情形和在法定事由出现时必须经当事人的申请方可依法宣告适用的情形。第三、建立非常财产制度的关键在于规范适用该制度的法定情形。对于适用该制度的法定情形，因各国立法不同而有所差别，如《瑞士民法典》第185条将配偶他方的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或其共同财产中的应有部分已被扣押；配偶他方危害到申请人或婚姻共同生活的利益；配偶他方以无理方式拒绝给予处分共同财产之必要同意；配偶他方拒绝向申请人报告其收入、财产及债务或共同财产状况；如配偶一方持续无判断能力；对实行共同财产制的配偶中一方的个人债务开始强制执行，且其在共同财产中的应有部分被扣押等规定为依申请而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情形。第188条则将对实行共同财产制的配偶中一方开始破产程序规定为当然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情形 ；而《法国民法典》则只将分居规定为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情形。我国应规定哪些事由应根据我国国情和立法情况而定。有学者将下列九种情形作为法院当然或宣告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事由：（1）夫妻感情不和连续分居满一年的；（2）夫妻一方受对方虐待、遗弃的；（3）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足清偿个人债务的；（4）夫妻一方拒不履行抚养、扶养义务的；（4）夫妻一方未经他方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或共同管理的财产的；（5）夫妻一方下落不明满两年查找不到的；（6）夫妻一方基于正当理由处分个人财产或共同财产而遭另一方无理干涉或拒绝的；（7）夫妻一方未经他方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或共同管理的财产的；（8）夫妻一方有其他严重违反婚姻义务行为的；（9）夫妻一方受破产宣告，另一方的合法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改用分别财产制。对此笔者不持异议。但结合本案，笔者还认为：“离婚诉讼”应成为法院当然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情形，并在离婚诉讼中依职权宣告将诉讼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所得改行分别财产制。最后，还应严格限制请求适用非常财产制的申请人的范围，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申请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申请人应仅限定为夫或妻一方，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夫或妻一方受破产宣告时，另一方的合法债权人才有资格请求人民法院宣告改用分别财产制，其他人则无权向人民法院提出宣告请求。
总之，在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基础上增设非常法定财产制，即建立“四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要比现行的“三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好得多。
三、关于无效婚姻制度
（一） 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所谓无效婚姻(Void Marriage)，也称违法婚姻，即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是指男女两性的结合因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结婚要件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婚姻形式 。无效婚姻制度起源于古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到了近现代，各国立法都有关于无效婚姻的规定。
与国外立法相比，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发展相对落后。由于种种原因，关于无效婚姻的问题，在基本法的层面上始终未作明确规定，而仅见于行政规章和某些司法解释。在我国，首次提到无效婚姻的法律文件是63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修正稿）。而86年《婚姻登记办法》和94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虽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但根据该条例第24、25条的规定 ，可以看出，婚姻无效只能由婚姻登记机关依行政程序确认并宣告，而无法院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规定。所以，长期以来法院对于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都不予受理，而根据1989年最高法院《关于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将一些不适法的婚姻或本属无效婚姻的情形都作为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标准，因此，在审判实践中，法院一般将涉及无效婚姻的诉讼按离婚案件处理，而不直接宣布该婚姻无效。本文所引案例，就是法院在这样的立法背景下所做出的“王某主张婚姻无效于法无据，准予双方离婚”判决的。从司法实践来看，这种立法模式无疑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弊端。如本文案例中，王某对婚姻无效的问题只能向婚姻登记机关提出请求，由婚姻登记机关做出处理。倘若王某不服婚姻登记机关的处理，还将引发行政诉讼，而离婚案件只能等到行政处理或行政诉讼终了，才能恢复，这样的立法模式，不仅削弱了人民法院对婚姻效力纠纷的司法权，而且等于以行政诉权代替了当事人的民事诉权，更大大地增加了婚姻纠纷的解决成本和当事人的讼累。同时，这种立法也不利于从民法上保护无效婚姻中无过错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修订婚姻法在总结司法实践和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新增了无效婚姻制度，从而在我国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法中正式确立起了无效婚姻制度，是我国婚姻立法的巨大进步。根据修订婚姻法第10条和第11条的规定 。可以看出，我国无效婚姻制度采取的是修改前的德国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即采取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并行的双轨制结构。同时，修订婚姻法还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效力、财产、子女及时效等问题做出了规定。《若干解释》对请求婚姻无效、可撤销的主体范围、适用程序等也做出规定，但作为我国婚姻立法中一项新的制度，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无效婚姻制度所需完善之处
第一、关于宣告无效婚姻的机关有待进一步明确。
如上文所述，长期以来我国法律没有赋予法院直接确认和宣告婚姻关系无效的审判权，而是将确认婚姻关系无效的权利交由行政机关即民政部门行使，由婚姻登记机关在履行婚姻登记职责过程中对婚姻关系无效的情形加以确认并宣告。修订婚姻法虽然增设了无效婚姻制度，但对无效婚姻是否必须经过法院做出宣告其无效之判决却未明确规定。法院有权确认、宣告婚姻无效，只是从最高法院《若干解释》第七条关于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之主体的规定及第九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无效婚姻案件适用程序的规定中了解到我国婚姻无效之诉的存在。因此，修订婚姻法实际上赋予了法院对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审判权。但同时，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24、25条的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仍有权对无效婚姻做出确认和宣告。也就是说，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法院和婚姻登记机关都具有确认和宣告无效婚姻的职权，即我国对请求确认、宣告婚姻无效实行的是行政和诉讼两种程序并行的双轨制。而对于由哪个机关、适用何种程序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理论界却存在着争论：第一种观点认为，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应仅限于法院，即宣告程序应采用单一的诉讼程序。第二种观点认为，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即可由婚姻登记机关依行政程序处理，也可由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处理 。我国目前采取的就是这种双轨制。但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首先，婚姻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只是具体行政行为，婚姻登记只是标志着婚姻的成立，体现了国家对公民缔结婚姻的行为在登记环节的监督管理，因此其只能负责婚姻的形式审查，即使婚姻登记机关认为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错误，也只能是撤销该行为即注销该婚姻登记，但不能对婚姻效力加以认定，更不应对婚姻效力的有无做出宣告。其次，婚姻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其法律效力的确认不仅关系到婚姻关系当事人双方的人身、财产方面的权利义务，还关系到对子女合法权益的保障，对于这些问题婚姻登记机关都无力解决，且超出其职权范围。再有，从无效婚姻之诉的法律性质上来看，无效婚姻之诉为确认婚姻当事人之间婚姻事实关系不存在的消极的确认之诉 ，对于确认之诉只能由法院主管。此外，从国外立法看，多数国家采取单一的由法院依诉讼程序来确认婚姻关系无效，而没有行政机关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立法例。因此，对婚姻效力的确认及宣告的权利只能由法院行使。同时，笔者还认为：关于无效婚姻确认和宣告已经由过去单一的由行政机关依据行政程序做出发展到目前的双轨制也虽说是一个进步。但不可否认，这种双轨制的存在同修订婚姻法与相关法律之间的不协调，不统一不无关系。由法院对无效婚姻行使审判权，须由婚姻立法对此进一步做出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应加强婚姻立法与相关法律的协调，对相关法律做出必要的调整。
第二、可撤销婚姻的法定事由过于单一。
根据修订婚姻法的规定，我国所设立的无效婚姻制度包括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两种，而其中的无效婚姻又可称为绝对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又可称为相对无效婚姻。修订婚姻法第10条规定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未治愈的，未达法定婚龄的都属无效婚姻；第 11 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为可撤销婚姻。
从以上规定的法定情形可以看出，修订婚姻法实际上是将违反公益性要件即违反法律、社会公共利益、公序良俗的不适法婚姻认定为无效婚姻，而将违反私益性要件的不适法婚姻，即婚姻当事人在缔结婚姻上的意思表示有瑕疵，违背当事人个人意愿的婚姻认定为可撤销婚姻。对于无效婚姻的几种法定情形笔者在此不作详细论述，而对于可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笔者认为：修订婚姻法将可撤销婚姻仅限于受胁迫而成立的婚姻，其法定情形过于单一，不能涵盖现实生活中婚姻当事人双方在缔结婚姻上意思表示有瑕疵的情形，应予补充或增加，如因受欺诈而成立的婚姻、因重大误解而成立的婚姻均可规定为可撤销的婚姻。首先，对于可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虽然各个国家有不同的规定，但受欺诈而成立的婚姻、重大误解而成立的婚姻均被规定为不适法的婚姻，有的国家将其规定为无效婚姻，如法国、菲律宾等就将因误解、认定错误成立的婚姻规定为无效婚姻；有的国家，如英国、瑞士和我国香港地区等则将欺诈、胁迫、误解规定为可撤销的婚姻。根据我国婚姻法中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区分标准，受欺诈或重大误解而成立的婚姻均属违反私益性要件的不适法婚姻，因此，将其规定为可撤销的婚姻更为适宜。其次，根据我国现行民事法律规定，因受欺诈（不损害国家利益）、胁迫（不损害国家利益）或有重大误解而做出的民事行为，都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缔结婚姻的行为就是当事人在完全自愿的前提下所为的民事行为，作为民事法律重要组成部分的婚姻法将欺诈、重大误解而成立的婚姻规定为可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是与现行民事立法保持一致的需要。再有，我国宪法、婚姻立法始终坚持婚姻自由、完全自愿的原则，因此，将重大误解、受欺诈而缔结的婚姻规定为可撤销婚姻正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同时，将其规定为可撤销婚姻还可以尽可能地涵盖现实生活中不适法婚姻情形，以解决法律适用上的困难，有效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故笔者建议，对我国可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加以补充，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将受欺诈、重大误解和认定错误而成立的婚姻增加规定为可撤销婚姻。
第三、对无效婚姻是否适用过错赔偿没有规定。
试想本文案例，假若法院支持了王某关于婚姻无效的主张，判决宣告该婚姻无效，那么，罗某因隐瞒其患有精神疾病而导致无效婚姻，无疑是负有过错的一方。而问题在于该婚姻被法院宣告无效后，王某是否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哪些？修订婚姻法对无效婚姻的规定并未涉及此问题，最高法院《若干解释》也没有对此做出规定。修订婚姻法第46条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也只是列举了重婚的、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这四种情形，而不包括无效婚姻中无过错一方有权提出损害赔偿的情形。也就是说在我国婚姻立法中只有离婚制度中有由于一方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规定。而在无效婚姻制度中却没有由于一方过错导致婚姻无效，无过错一方有权提出损害赔偿的规定，这不得不说是我国无效婚姻制度设计上的一个缺陷。笔者以为，在无效婚姻制度中也应建立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首先，在无效婚姻制度中建立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赋予无效婚姻中无过错一方当事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符合婚姻立法保护弱者利益，制裁违法者或过错方的立法精神。如有配偶的一方隐瞒已婚事实，欺骗对方与之结婚，婚姻关系因重婚被宣布无效的；一方患有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向对方隐瞒了病情，使对方与之结婚，婚姻被宣布无效的，都会给无过错方造成经济上或精神上的损害，无过错方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其次，在无效婚姻制度中建立相应损害赔偿制度，有充分的立法依据，《民法通则》第61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各自承当相应的责任”。根据该条规定，对于造成婚姻无效的，过错一方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无效婚姻作为一种特殊的无效民事行为，其过错方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应有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加以规定。因此，在无效婚姻制度中设立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是十分必要的。无效婚姻赔偿制度中，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应仅限于无效婚姻中有过错的一方，而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则仅限于无过错一方，无效婚姻关系以外的其他人均不能成为承担责任的主体，也不能成为享有请求权的主体。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对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标准和赔偿数额的确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对于无效婚姻赔偿制度的适用应以该婚姻被确认并被宣告为无效婚姻为前提条件。但这些都需要婚姻立法的明确规定，以完善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
第四、请求无效婚姻的主体范围的规定不够全面。
所谓请求无效婚姻的主体即指可以请求有关机关确认婚姻无效的权利人 。对如何界定提起婚姻无效请求的主体范围，修订婚姻法第45条规定：对重婚构成犯罪的，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若干解释》第7条又规定：有权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申请宣告无效的主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包括当事人的近亲属及基层组织。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请求宣告无效婚姻的主体包括四类：即无效婚姻的当事人、当事人的近亲属、基层组织及检察机关。但这里将检察机关的主体资格仅限定于对重婚犯罪提起刑事公诉，即检察机关仅享有对重婚犯罪的刑事诉权，也就是，实际上检察机关不享有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对于婚姻立法中规定检察机关的刑事诉权是否恰当暂且不论，但将作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检察机关排除在对无效婚姻的请求权人以外，就显得享有请求权的主体范围不够全面，也不能体现出国家对无效婚姻的主动干预。从修订婚姻法所规定的无效婚姻的法定情形可以看出，我国将违反有关社会公益的法定结婚条件的男女两性的结合规定为无效婚姻，将违反私益要件的婚姻规定为可撤销的婚姻。因此，无效婚姻侵害的不仅仅是婚姻当事人个人利益，而且更多的侵害了国家、民族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体现国家和社会对无效婚姻的干预，其请求权的主体范围应当相对放宽，就向传统民法所认为的“法律行为之无效为绝对的，即不独对于当事人，对一切之人及为一切之人，皆为无效，故得由任何人对任何人主张” 。笔者认为，我们虽不能宽泛到“得由任何人对任何人主张”，但《若干解释》第7条将请求权主体范围仅限定为当事人、其亲属及社会组织也是不够的，作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检察机关应当享有对无效婚姻的请求权，这也是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做法。对检察机关享有对无效婚姻的请求权，笔者将在下文做进一步论述。
综上所述，无效婚姻制度作为婚姻立法中一项新的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四、婚姻法的修改对民事检察监督的影响
《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这一规定确立了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审判活动监督者的诉讼法律地位，婚姻法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最重要的民事法律，也是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所依据的主要实体法之一。但基于婚姻案件的特殊性，对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服的申诉检察机关不予受理，而仅受理离婚后对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不服的申诉。所以婚姻法中关于夫妻财产制度的修改以及无效婚姻制度中关于财产分割的规定无疑将对今后检察机关的案件审查工作产生法律适用上的重要影响，然而，这只能说是一般意义上的影响，此处不予详述。此外，还有两方面重要影响更值得关注。
（一）对检察机关现有抗诉权的影响。
上文已提到基于婚姻案件的特殊性，对于解除婚姻关系已生效判决的申诉，检察机关不予受理，所谓婚姻案件的特殊性主要是基于婚姻当事人身份关系的特殊性。法院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一旦生效，除非当事人重新履行结婚登记手续，否则其身份关系将不可逆转。因此，检察机关不宜对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进行审查，更不宜以判决解除婚姻错误为由提出抗诉。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六条第二款第二项也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解除婚姻关系的申诉不予受理”。所以，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始终坚持对解除婚姻关系判决不服的申诉不予受理，而只受理对解除婚姻关系判决中财产分割不服的申诉。
随着婚姻法的修订，特别是无效婚姻制度的确立对上述规定以及长期以来检察机关所坚持的做法及现行规定是否产生影响呢？受本文案例启发，笔者试作如下分析，应当承认无论是判决离婚的案件，还是宣告无效婚姻的案件都将涉及到当事人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但两者却大不相同。首先，在婚姻当事人的身份关系方面，解除婚姻关系必须以合法的婚姻关系存在为前体，当事人间具有夫妻身份关系；无效婚姻本身并不是婚姻，当事人之间只是一种非法同居关系，他们之间不具有夫妻间的身份关系。其次，在对婚姻当事人财产的认定方面，解除婚姻关系分割的是夫妻共同财产，而无效婚姻分割的是当事人同居期间的财产，根据《若干解释》第15条规定“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除外”。可见，无效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的财产为一般共同共有财产，但有证据证明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为一方所有的除外。再有，对婚姻当事人财产的分割方面，两者虽都属于共同共有范畴，但对二者的具体分割原则却不同。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以双方平等，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照顾无过错方，坚持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且分割时不考虑夫妻双方的贡献大小。而对一般共同共有财产的分割，首先要尊重当事人约定，在当事人无约定的情况下要以等分为原则，考虑当事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同时，根据修订婚姻法第12条的规定，还要照顾无过错的一方，但对于有证据证明同居期间所得财产为一方所有的则不发生财产分割的问题。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对一起婚姻纠纷是解除夫妻关系还是确认并宣告为无效婚姻的错误判决，不仅会导致对当事人身份认定的错误，也会导致对财产分割上错误。对这种情形检察机关无疑应当行使抗诉权。但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的前提就是对解除婚姻关系已生效的判决不服的申诉予以受理，并进行全面的审查。这势必对现行的规定及习惯性做法产生巨大冲击，而这种冲击也正是修订婚姻法，特别是无效婚姻制度的确立对检察机关现有抗诉权及现行规定产生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