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关于台湾居民报名参加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具体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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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权是最需要有力的制约和监督的公权

　　杨涛


　　　　　据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近日报道：今年的6月26日晚，在湖南省溆浦县发生了这样一起严重的溆浦县暴力事件，溆浦县公路养路征稽所八名工作人员被殴打，三名伤重者至今住院不起，而这便是溆浦县公安局桥江派出所的民警暴力抗法的结果。这些民警不仅当场暴力阻止养路征稽所执法，而且事后封锁溆浦县各主要路口，见到路政标志的车辆就拦车抓人；在众目睽睽下，持枪拿棒冲向了县养路费征稽所对里面的工作人员脚踢拳打、横加施暴。

　　　　　　　警察欺压百姓的事件时有发生，因为在权力与权利的对话中，权力总是占于上风。但是警察欺压其他行政执法人员的事件倒是少有听见，因为权力与权力都是同属于政府的领导，目的都是为了有效地进行行政管理，本不应该发生冲突。然而，事实上行政机关并不总是为行政管理的一方，当它在不属于其管理的领域也是行政相对人，也要接受其他行政机关的管理，如公安局建设楼房也要得到批准，当然由此矛盾就有可能产生。

　　　　　　　一个严格执法和守法的行政机关是不可能与管理它的行政机关发生冲突，更不可能欺压管理它的行政机关。但是，溆浦县公安局桥江派出所却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自身的权力对抗正当的执法行为，这是缘由权力与权力之间并不对等，警察权掌有比一般行政机关更为特殊、重要的公权，因而在权力与权力的对话中，警察权无疑要占上风。

　　　　　　　　相比一些行政机关还强制执行权都没有而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而言，警察权无疑是显赫的行政公权。警察权不仅享有强制执行权，对于它自身作出的决定无须申请法院的强制执行，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少数几个享有行政权和和司法权力的行政机关，它具有进行治安管理的行政权力，也具有进行刑事案件侦查的司法权力；它是少数几个具有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权力行政机关，它可以对公民进行行政拘留、劳动教养，可以对公民进行刑事拘留；它还是少数几个享有合法配置枪支武器的行政机关，在符合法定的情形时，它可以使用武器来确保公务的有效进行；警察权也是唯一的涉及社会管理方方面面带“全能型”的行政机关。

　　　　　　依据现代行政法治的原理，不受制约与监督的权力容易滥用，有权力必须要有制约与监督，享有特殊、重要的权力需要更强和更多的制约和监督，这样才能确保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却看到并不如我们所愿。在一些地方，政府在越来越多的行政事务依赖于警察权，因而也是千方百计让其减少制约与监督。一些地方让公安局长进入当地党委常委班子，让公安机关在更多的地方事务的管理上有更多的发言权，无限制地提高公安机关及其内设机构的规格，这些都在无形中限制了检察机关和法院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其他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中与其进行平等地对话。一些地方党委、政府更是尽可能掩饰和包庇公安机关的个别人的违法乱纪的行为，浙江省海宁市公民吕海翔非正常死亡事件中，当地政法委不是实事求是地调查事件的真相，而是出面调停，把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吕卓在7月16日表示，欢迎新闻媒体对警察特别是领导干部在“8小时之外”的言行也实施监督。他说，要让警察这支队伍处于阳光之下，处于人民监督之中。监督让官不好当了，就可以避免“跑官卖官”，是民主政治进步的体现；让警察不好当，就可以避免滥竽充数，是民主法制进步的体现。（《华西都市报》7月17日）笔者深以为然，制约与监督警察并非要抹煞警察的业绩和功劳，而是维护警察的声誉与形象，让国家真正走向法治的轨道。要避免权力欺压权利，权力欺压权力的现象再度发生，就必须对警察权进行更多与更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

　　


最后的杀手锏
——再议合同解除权对诉讼时效的制约
邱胜奎
2011年元月，笔者曾就合同解除权的相关问题撰写了题为《合同解除权的困惑》的文章，就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行使方式、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就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而言，合同法第95条作了如下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在无法定也无约定的情况下，享有解除权的一方经对方催告后，应在合理期限内行使解除权，否则权利将消灭。至于“合理期限”如何确定，可根据合同及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由法官自由裁量。
但在相对方未进行催告或不打算催告的情况下，“合理期限”将无法起算。那么在此情况下，一方当事人的合同解除权是否没有期限限制而持续性享有？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否认这样的观点，因为从法学传统理论中，我们学到了这么一个观点：“权利不得滥用”，如果让享有解除权的一方无限期的享有合同解除权，将带来诸多弊病，影响到交易安全，甚至影响到市场经济的基石——“契约必须履行”。笔者也曾经持此观点。
那么，我们既然认定上述情况下的解除权仍然需要有期限限制，但合同法并没有对此情形作出规定。我们试着从其他方面来论证此观点的正确性：
首先让我们想到的是“诉讼时效”，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一般诉讼时效是2年，那么超过诉讼时效的诉讼请求将丧失胜诉权，无法得到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力的保障。那么对于合同解除权而言，是否应当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把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及合同解除权的权利性质作个初步介绍：
一、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我国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法律当中：1、《民法通则》第7章；2、民通意见165-177条；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我们国家的诉讼时效属于“消灭时效”，这是没有争议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取得时效”。这两者的区别本文不进行阐述。
民事权利从行使方式上分，可以分为请求权、支配权及形成权，诉讼时效仅适用于请求权，而不能适用于支配权和形成权。这一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没有太大争议。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所谓“请求保护民事权利”，当然是指请求权；从“司法解释”第一条也可以看出，仅能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
二、合同解除权的性质
从行使方式上分，合同解除权应当属于形成权而不属于请求权和支配权。形成权又称单方法律行为，即一方当事人仅凭自己的意思表示就可以达到某种法律后果。合同法第96条规定：“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从以上论述，我们得出如下结论：诉讼时效仅适用于请求权，不适用于支配权和形成权，而合同的解除权恰恰属于形成权，因此合同解除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我们试图通过诉讼时效来限制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的想法无法得到理论支持。
除诉讼时效之外，还有其他的办法来限制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吗？到目前为止，笔者没有想到其他的办法。难道是立法者忽略了这一情形？1999年的《合同法》，从体系和条文上都吸收了大量国际立法经验和理论观点，颁布之后也得到了国内学者和法律工作者的高度评价，从总体上说是很成功的立法。截止目前，已出台了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一和司法解释二，如果说是当时的遗漏，为什么在司法解释当中还没有加以弥补？似乎这变成了一个“迷团”，笔者也百思不得其解。但处理了一个案件后，对这一“迷团”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让我们先来看案例：
乙于2007年购买甲公司开发的商品房，合同约定：乙于2007年7月31日支付全部房款，甲公司于2008年7月31日之前交房，逾期交房达90天以上，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合同签定后，乙如期交款，但甲公司未能如期交房，因乙交款后就到外地打工，一直未回，也未过问交房之事。2010年12月，乙回到当地，要求甲交房，甲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拒绝交房。
乙根据合同的约定要求甲公司履行交房义务，应当属于请求权，那么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从2008年8月1日起算，到2010年的8月2日就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而乙是在2010年的12月提出交房要求。
乙因丧失诉讼时效，其交房的请求无法得到法院支持，于是乙以甲公司延期交房达90天以上而要求解除合同。甲公司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乙已经超过了要求解除合同的期限，合同不得解除。
如果从双方约定和司法解释上看，乙确实已经超过了解除合同的期限。
双方所签定的这份买卖合同，现在既无法履行，又无法解除。
甲的交房义务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不得强制其履行，于是甲打算将该房屋卖给丙。乙得知这一消息后，称：超过诉讼时效仅仅丧失的是胜诉权，甲同样承担着交房的义务（只是该义务不得强制履行），况且双方合同未解除（也无法解除），在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甲方将房屋卖给第三方，符合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8条的规定，属于“一房二卖”，要求甲承担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严格来说，乙的观点并没有错，于是甲暂时放弃了将房屋卖给丙的想法。甚至甲永远不得卖出该房屋，因为合同一天未解除，双方的权利义务就没有终止，即便超过诉讼时效，仅仅是丧失胜诉权，而权利本身还是自然存在的。
于是，这个案件进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状态：1、合同得不到履行（超过诉讼时效）；2、合同也不得解除（超过了解除期限）；3、房屋难以交易（违反“一房二卖”，甲要么自住，要么出租，一旦交易就意味着一倍房款的赔偿）。
这一状态很显然与“鼓励交易”“发展市场经济”等原则是相违背的，造成了资源的浪费。造成这一状态的原因有以下三个：
1、诉讼时效的规定；
2、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关于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定；
3、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关于一房二卖的规定。
以上3个原因中，诉讼时效是基本的法律制度，不容更改；“一房二卖”的规定有利于加强开发商的责任感，杜绝“一房二卖”甚至“一房多卖”的混乱现象。
而第2个原因，关于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定才是造成案件进入尴尬境地的罪魁祸首。试想，如果不存在这一规定，乙完全可以解除合同，双方各自返还房屋和款项，乙可另购房屋，甲可另售房屋，各得其所。
通过以上案件的介绍，我们似乎需要从新审视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即：在相对方未进行催告或不打算催告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的合同解除权是否没有期限限制而持续性享有？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个问题算不算一个问题？合同法未就此作出规定是有意还是疏忽？规定合同解除的期限有无必要？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商品房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行使期限是雪中送炭还是画蛇添足？
就此问题，笔者的理解如下：
1、合同法的立法者未规定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并不是疏忽，而是在权衡利弊之后，为了防止诉讼时效的滥用而给诉讼时效加的一个“紧箍咒”。
2、商品房司法解释就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作出规定实属画蛇添足，导致了上述类似案件进入非常尴尬的状态，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场交易和经济发展。
3、如仅就合同法的规定而言，当一方当事人以超过诉讼时效作为拒绝履行义务的理由时，对方当事人可将解除合同作为最后的救济手段，以求恢复到合同签定前的状态，使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得到一定程度的均衡。
也许，这就是基于合同而产生的请求权的“最后的杀手锏”。
〈全文完〉

申明：本文仅是笔者就日常工作所遇法律问题在论证过程中的随笔，存在疑问后临时总结，不作为正式、严谨的论文；笔者在写作前并未进行全面系统的法律调研，写作后也未进行修改、删减，错误再所难免，欢迎随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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