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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的再思考

叶文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2条规定“以被执行人为债务人的破产申请的；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执行的标的物是其他法院或仲裁机构正在审理的案件争议标的物，需要等待该案件审理完毕确定权属的；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仲裁裁决，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仲裁裁决的被申请执行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不予执行请求，并提供适当担保的。”在这种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裁定中止执行。
执行中止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因发生某种特殊情形而使执行程序暂时停止，待这种情形消失后，执行程序再继续进行的。执行中止原本是审判程序中一项程序性措施，也是一项既体现法治严肃性，又体现人文精神的法律制度。然而，不知何时开始，人们开始忌讳这个名词，千方百计想找个能避“中止”之嫌的名词或名称来代替它，终于从我国台湾省司法中找到了一个原型，即“债权凭证”。“债权凭证”既能证明债权存在，又能中断执行时效，更重要的是能终结执行程序，提高一直困惑着人们的结案率。因此，当它被提出来的时候，许多地方如获至宝，特别被人们看中的是能极大满足一些人想象中的那种“结案率”。然而，当人们很快透过表面的现象，对执行中的“债权凭证”不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发现了许多新的问题，特别是在浙江、北京等地的人民法院在民事执行中广泛推行“债权凭证”制度时，笔者认为更有必要对“债权凭证”和“执行中止”作一次再思考。

一、“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概念与本质特征

执行中止是指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因发生法定事由或某种特殊的情形，使执行程序暂不能进行而中断执行，待中断事由消失后，执行程序再继续进行的一项程序性法律措施。它既是一种程序性法律措施，又是一种体现人文精神的强制措施，也是一种调节司法资源的调节方式，同时又体现了实体的法律意义，既保护了申请人的执行时效，又保护了被申请人的最基本权利，也可以说，执行中止很直观体现了上述的本质特征。

而“债权凭证”则不然，从一些报道上看到的，所谓的“债权凭证” 制度是指在实现金钱债权的执行中，经人民法院执行机构采取措施，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由人民法院发给债权人一种书面凭证，证明其债权存在并明确未执行的债权数额，待发现债务人的财产后，债权人可依该凭证再次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制度。“债权凭证”是指在“债权凭证”制度中，由人民法院发给债权人一种书面凭证。从本质特征上看，债权凭证与判决书虽均由人民法院制作的，但有着重大区别，从体现内容来看，债权凭证只是一种债权的书面证明形式，是执行程序终结的延伸产品，而判决书则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作出评价的法律产品；从效力来看，债权凭证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国家强制执行力；从执行时效来看，债权凭证不受执行时效的限制，而判决书则受执行时效限制；从内容来看，债权凭证不作任何的说明，只对债权的数额进行明确，而判决书则是法律的智慧产品，富有逻辑性和论理的缜密性；从形式来看，债权凭证没有统一规范格式，而判决书则具有统一的行文严格要求。从上述进行比较，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判决书的替代品，直观上就让人产生许多深思的问题。

二、“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的功能性比较

从自身具有的功能上讲，执行中止是执行过程的一种中断措施，自身具有独特的法律意见，首先，从法院职权来讲，执行中止是法院执行机构在穷尽执行措施后，它保护了申请人的执行时效，也保护了被申请人最基本权利。

而债权凭证首先是证明债权存在，这是债权凭证的首要功能；其次，终结执行程序。由于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在已经启动或者即将启动的执行程序中，即使执行机构继续采取执行措施，债权人的债权也不可能实现或者不可能完全实现。于是，执行机构在发给债权人书面凭证的同时终结执行程序，防止国家权力资源的浪费。发给债权凭证并及时终结执行程序，体现了民事执行的高效原则。第三，中断执行时效。执行程序因执行机构发给执行凭证而终结，民事执行的时效也因此中断并重新开始计算。

从上述功能作用来看，债权凭证似乎比执行中止具有更大的作用，但从法理上讲，债权凭证这些功能是不能实现的，是人们根据自已的愿望给它强加上而已。

三、从字眼功能上分析，“执行中止”是法律自然语言，而“债权凭证”则是人工语言。

由于法学研究和法律制度的载体都是自然语言而非人工语言，所以法学研究必然要受到所使用语言载体的限制；自然语言因为来自人类生活的经验积累和约定俗成，必然带有一定的自然性和稳定性，从原则上排除不确定性的存在，当然这也不是完全排除法律术语的含义在不同语境中的变化。但是，无论如何，作为抽象客观法律现象的语言本身应当明确其所指代的客观实体。在“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比较中，“债权凭证”的语义显得十分模糊，甚至与其它的国债凭证、股票凭证、企业用的有价证卷和凭证等等混淆的语词共存于一个债权属性的领域，而且日常生活中又广泛使用这些近似的词汇，进而更加重了“债权凭证”语义的混乱。正是由于这种语义上的模糊，“债权凭证”的性质和意义原则常常受到干扰，甚至导致许多理解上的根本性差异。近年来，许多学者把“债权凭证”作为单纯词或合成词加以语义分析，从抽象现实法律现象的角度出发给其确定含义，但分歧颇多，概念上的模糊仍然不能避免。因此说，在体现相同法律结果和相同法律意义的情况下，使用原始定义和法律技术上更为贴切的自然语言或法语则是法律文化的需要。因此，要使这种法律文化混乱状态不能再继续，不仅仅应当对“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再定位和再思考，而且还应当扩展到司法其他改革上，也应当谨慎选择，不能随意造法语造法言。从某种程度上讲，许多问题会混乱都纠缠于这一点，所以，笔者认为，“债权凭证”只能回归于自然属性的地方，根植于法律债权领域，而不能以司法诉讼行为形式存在于的司法的过程中，这也是第一位的问题，是解决其他症结的先设条件。

四、“执行中止”是法律规定的执行措施，而“债权凭证”作为执行措施则缺乏法律依据

司法诉讼行为是法定性的行为，司法程序之所以显现如此重要，就因其是实体公正的最直接体现形式，而“执行中止”作为程序的措施是依“三大诉讼程序法”规定和司法活动过程之需求而产生和存在，在司法过程中，如果缺了“执行中止”，那整个司法过程体系就会支离破碎，并无法进行下去。执行中止作为司法活动的一个环节，它所体现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法定性原则，即执行机构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实施执行，必须从法律规定的执行措施中选择执行方法与手段，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程序实施执行，不能采取法律没有规定的措施实现债权人的债权。至于执行中止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直接规定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下称《若干规定》第102条又对适用情形作了进一步完善和补充，《若干规定》第104条又对执行中止恢复执行的情形进行了明确。因此，可以说执行中止操作的每个细节，法律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是有理有据的行为。

而对于债权凭证，它原来的自然属性只是一种债权，并不是什么司法行为，要改变其自然属性必须要有法律论据，从现行的法律来看， “债权凭证”所被赋予的司法内涵，是没有法律依据。换句话说，“债权凭证”是在一种特殊背景下产生的，是人们想回避一种执结率矛盾需求下而应运而生，它自身不具有代表任何的法律意义实质，如果人们强制赋予它在执行中所需要的法律意义的话，结果只能造成法理上的矛盾和冲突。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也均没有规定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有权向债权人颁发“债权凭证”以终结执行程序。严格说来，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无权向债权人颁发“债权凭证”，而且，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债务人确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只能作为中止的法定事由，而不能作为终结执行的法定事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也已经明确“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作为中止执行的事由，而不是将其作为终结执行的事由。此外，根据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一旦裁定终结执行，执行程序就永远不能恢复，而“债权凭证”可以作为执行根据再申请执行，显然与现行法律的规定相冲突。因此，当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时，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向债权人颁发“债权凭证”并因此终结执行程序的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有违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的法定性原则。

五、“债权凭证”无法替代有司法最终权的“判决书或调解书”根据“司法最终解决”的法理原则，法院对纠纷所作的裁判是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最权威的裁断，而且这种裁判具有极大的确定力，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更改或废弃。

而根据“债权凭证”制度，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者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应向债权人颁发书面凭证，等发现债务人有财产时由债权人再申请执行。此时，债权人申请以及执行机构执行的依据只能是“债权凭证”，而不是原生效的裁判。从这个规定来看，原来的判决书被执行机构以替代形式否定了，并产生一个延伸产品“债权凭证”，法律上允许这样做吗，显然执行机构无权这么决定。因此，原生效裁判的效力并没有因颁发“债权凭证”而消灭，这样就产生了同一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存在两个重叠的执行根据的现象，而且执行的并不是法院的裁判，而是后来颁发的“债权凭证”，这显然是对法院裁判权威性的破坏，对裁判确定力的动摇，在法理上是难说通的。

六、“债权凭证”制度与其他民事执行制度是重叠，没有实际法律意义。

应当说，民事执行中的“执行依据”、“执行中止”、“执行终结”与“执行恢复”制度已经具备“债权凭证”的三种功能，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再设立“债权凭证”制度没有实际意义，也没有法律意义，它的设立倒有画蛇添足之嫌。

首先，“债权凭证”是将来再次申请执行的依据，实际上也就是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所具有的最基本的功能，从法律制度设计上考虑，根本无需在生效法律文书之外再专门颁发“债权凭证”。生效法律文书的基本内容就是记载当事人之间的确定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包括证明债权人债权的存在及其具体数额，而“债权凭证”是无法与生效法律文书相比的，它只能证明债权的存在，至于债权人的债权是否能按既定的执行程序来实现，债权凭证本身更无法直接来实现，而只能起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来判断。例如，债权人主张通过执行程序来实现其债权的，应当出具生效法律文书，否则其主张不成立；债务人主张其债务已经履行的，应当出具债权人签发的收据或其他证据证明，否则其主张不成立。简单地认为持有“债权凭证”就可以通过司法执行程序来实现债权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

其次，终结执行程序应当通过执行机构依据法律规定制作书面终结裁定书来实现，无需“债权凭证”标示。原则上说，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尚未实现的，执行程序就不能终结，一般只能中止。至于执行程序的终结是属于执行程序中的重大事项，执行机构必须作出书面裁定，以体现执行程序的严肃性，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债权凭证”本身并不能也不应当发挥终结执行程序的功能。

再次，执行时效中断是执行中止本身具有的功能，中断执行时效是通过债权人申请执行而实现的，只要当事人有申请，执行就再不受执行时效的限制，只要申请执行依据的内容未实现，执行时效就不会对其发生作用，而按“债权凭证”的规定，债权人只要收到“债权凭证”后，执行程序就终结，执行时效重新计算。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双方当事人都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执行的期间为6个月，双方或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申请执行的期间为1年。也就是说，债权人最长在1年内必须再次申请执行，否则就会超过申请时效。而要在1年内实现债务人的经济复苏，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再申请执行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拿到一张新的“债权凭证”，并可能如此反复多次。这样，“债权凭证”制度不但没有实际效果，反而既加重当事人的负担，加重执行机构的负担，甚至还可能使债权人超过再申请执行时效。因此，“债权凭证”可以中断执行时效之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没有法律意义。

综上所述，“债权凭证”与“执行中止”相比，不但不会产生积极的正功能，而且可能产生消极的负功能。最为明显的就是，这种制度可能为执行机构怠于采取执行措施，疏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袒护债务人甚至办关系案与人情案提供合法外衣，降低民事执行的效率与效益，损害执行机构的权威性，造成新的执行难与乱。 因此，对“债权凭证”的推行应当再思考，笔者建议在法律制度没有修改或到位前，应当缓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


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令第14号


　　现发布《乌鲁木齐市限制养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买买提明·扎克尔
　　　　　　　　　　　　　　　　　　　　　　　　　　一九九六年一月五日

　　　　　　　　　　　 乌鲁木齐市限制养犬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市容环境卫生，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公民以及外国人，均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市对养犬实行严格限制、严格管理、禁限结合、总量控制的方针。


　第四条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是本市限制养犬的主管机关。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积极配合。


　第五条　本市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新市区、水磨沟区、头屯河区、东山区及乌鲁木齐县的大湾乡、二工乡、七道湾乡、地窝堡乡为重点限制养犬地区（以下简称重点限养区）。其他地区为一般限制养犬地区（以下简称一般限养区）。


　第六条　本市实行养犬许可证制度。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养犬。
　　警犬和军犬的饲养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七条　重点限养区内严禁个人饲养烈性犬、大型犬，只准饲养小型观赏犬。


　第八条　重点限养区内个人饲养小型观赏犬的，必须持街道办事处意见，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申请，经当地兽医检疫部门签发《家犬免疫证》，由所在地区公安分局或县公安局审核批准办理《养犬许可证》后，方可饲养。
　　重点限养区内的单位因警卫或科研工作确需养犬的，须经其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当地兽医检疫部门检疫和免疫发放《家犬免疫证》，由市公安局审核批准办理《养犬许可证》后，方可饲养。
　　一般限养区内单位或个人养犬的，必须向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请，经当地兽医检疫部门签发《家犬免疫证》后，由所在区公安分局或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办理《养犬许可证》后，方可饲养。
　　外国人申请养犬的，由市公安局依照本办法审核办理。
　　公民经批准养犬的，每户只准养一只。


　第九条　重点限养区内个人饲养小型观赏犬，必须具备下列条件方可申请：
　　（一）有本市常住户口，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独户居住。
　　（三）保证遵守有关养犬的管理规定。


　第十条　经批准养犬的，必须缴纳注册登记费和年度审验费。
　　重点限养区内每只犬第一年注册登记费为４０００元，以后年度审验费为每年２０００元。一般限养区内每只犬第一注册登记费为１０００元，以后年度审验费为每年５００元。


　第十一条　经批准养犬的，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携犬进入市场、商店、饭店、公园、公共绿地、学校、医院、展览馆、影剧院、体育场馆、游乐场、车站、航空港以及其他公共场所。
　　（二）不得携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小型出租汽车除外）和电梯。
　　（三）小型观赏犬出户时，必须由成年人牵领；一般限养区内经批准饲养的大型犬应当实行拴养或圈养，不得出户。
　　（四）小型观赏犬出户时间为乌鲁木齐时间晚上十八时到次日晨七时正。
　　（五）养犬不得侵扰他人的正常生活。
　　（六）定期为犬注射预防狂犬病疫苗。半年内幼犬每年免疫四次，成年犬每年免疫二次。


　第十二条　养犬人在犬伤害他人时，应立即将被伤者送至医疗卫生部门诊治，负担其全部医疗费用，并依法赔偿其他损失；对伤人犬应当及时送交兽医检疫部门检查，发现狂犬病应当立即处理。



　第十三条　从事犬类销售、养殖，举办犬类展览，以及开办为养犬服务的商店和医院的，必须经市公安局和市农牧主管部门批准，并依法办理《营业执照》。


　第十四条　经批准饲养的犬需要交易的，必须持《养犬许可证》和《家犬免疫证》在指定场所交易。需运出本市的，须持《养犬许可证》和《家犬免疫证》到市兽医卫生监督管理所办理《畜禽运输检疫证明》，运输部门凭《畜禽运输检疫证明》方可承运。


　第十五条　重点限养区内无《养犬许可证》擅自养犬或者逾期不审验的，由所在区公安分局或县公安局没收其犬，对单位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一般限养区内无《养犬许可证》擅自养犬或者逾期不审验的，由所在区公安分局或乡镇人民政府没收其犬，并处以２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由所在区公安分局或县公安局对责任人处以２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其犬，吊销《养犬许可证》。


　第十七条　重点限养区内养犬人对其犬在户外排泄粪便未及时清除的，由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对养犬人处以１００元的罚款。


　第十八条　养犬人违反本办法，饲养的犬伤人的，由所在区公安分局或县公安局没收其犬，并对养犬者处以３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由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犬、犬用物品以及全部非法所得，并由公安机关对责任单位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对责任人处以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由所在区公安分局或市兽医检疫部门对责任者处以５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除按本规定有关条款处罚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对其处以１５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重点限养区内的公共场所非法销售犬的。
　　（二）纵犬伤人的。
　　（三）倒卖、伪造《养犬许可证》及其他牌、证、照的。
　　（四）拒绝、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


　第二十二条　公安、工商、畜牧、卫生等部门应加强协作，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市公安局负责对养犬的审批，处理违章养犬及捕杀狂犬和野犬；市兽医检疫部门负责犬类的预防注射，发放免疫证及狂犬病的病情监测工作和进口犬的检疫和免疫；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人用狂犬疫苗的供应、接种和病人诊治；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营业执照》。


　第二十三条　依照本办法收取的注册登记费、年度审验费一律上交市财政，作为养犬管理工作的专项费用。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被处以罚款或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而未满十八周岁没有经济收入的行为人，罚款或赔偿由其监护人依法承担。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六条　限制养犬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向公安机关举报。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