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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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国税发(2001)3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地方税务局：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关于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59号，以下简称《意见》）中“对纳入全国试点范围的非营利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可由地方政府确定，对其从事担保业务收入，3年内免征营业税”的规定，现就有关免税的具体问题明确如下：
一、免税范围
（一）“纳入全国试点范围的非营利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是指经国家经贸委审核批准，纳入全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并按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收取担保业务收入的单位。凡收费标准超过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标准的，一律征收营业税。
（二）“从事担保业务收入”是指本条第一款所称单位从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或再担保取得的担保业务收入，不包括信用评级、咨询、培训等收入。
二、免税程序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经贸委向同级财政、地方税务局提供本地区经国家经贸委审核批准纳入全国试点范围非营利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名单，由财政、地方税务局审核后上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批准免征营业税。
三、免税期限
营业税免税期限为3年，免税时间从纳税人享受免税之日起计算。
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地方税务局可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免税管理办法。
2001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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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剑生 浙江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行政复议/立法目的/司法化
内容提要: 行政复议立法目的统帅行政复议法的基本原则，并衍生出行政复议的所有具体规范。从《行政复议条例》（1990）、《行政复议法》（1999）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2007），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从“依附”到“独立”，进而，行政复议立法目的也从“监督”到“解决行政争议”。这种变化也影响到行政复议具体制度的内容。行政复议立法目的是多重的、有层次的，何者为首选需要在个案中予以权衡。“解决行政争议”是实现行政复议立法目的的手段，不是立法目的本身。
一、问题的提出
如果把上个世纪50年代《财政部设置检查机关办法》（1950年1月15日政务院批准）第6条中的“申请复核处理”之规定，当作是“行政复议制度的雏形”的话，[1] 那么行政复议制度史在中国已有半个多世纪了。[2] 统一行政复议制度的建立标志当是1990年的《行政复议条例》。该条例是1989年《行政诉讼法》配套的立法工程，因此《行政诉讼法》框架在《行政复议条例》中的痕迹十分明显。1999年《行政复议法》和2007年《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使行政复议制度从行政诉讼的身影背后走了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
晚近的10余年来，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数量长期在低位徘徊，并远远低于同期的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这多少可以说明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基本上处于虚置状态，与现实的要求相距甚远。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即使在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中，相当高的维持率也多少透露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3] 早期当行政复议作为行政诉讼的配套工程时，这个问题并那么不引人注目。但是，在21世纪之后行政纠纷骤增、违法行政四处蔓延的社会背景下，行政复议立法目的被重新关注，成为修改行政复议法时不可绕过的基本问题之一。
社会是在不断地变迁，但法律却是相对静止的。观察行政法的现象，既要从法的文本与个案着眼，也要从“大历史”的视角作切口。本文试图通过立法史的视角，分析既有立法文本中所表述的行政复议立法目的，揭示出它在不同时期的内容以及演变过程。本文所要表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行政复议多重的立法目的应当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变迁需要调整它们的次序，并根据它们的次序修正行政复议的相关制度，以回应依法行政的需求。
二、既有立法文本的分析
行政相对人抱怨行政行为的正当做法是通过国家预定的法律程序挑战它的合法性。在法治主义下，这种法律程序主要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如果对行政信访不存有偏见的话，那么它可以作为前两者的一种补充性的法律程序。依照这三个法律程序构建的三个法律制度，分别已有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信访条例》——加以规范，且已经有了多年的实践经验。
立法目的是任何一个法律制度的灵魂。立法目的衍生出法律原则，并借助于法律原则源源不断地形成法律规范，并最终服务于立法目的之实现。立法目的如何设计，决定着法律原则、法律规范的内容表述。因此，面对行政复议在实践中不尽人意的斑斑点点，若要尝试着寻找加以抹去的方案，那么，从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着手，行动的方向大致是正确的。有关统一的行政复议制度的立法，它们分别是《行政复议条例》（1990）、《行政复议法》（1999）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2007）。关于它们的立法文本及其立法目的之表述，本文作如下列表整理：
法律、法规名称 立法文本内容 排列次序
《行政复议条例》 为了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防止和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 “维护和监督”
“防止和纠正”
“保护”
《行政复议法》 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防止和纠正”
“保护”
“保障和监督”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为了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建设法治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制定本条例。
“解决行政争议”
“建设法治政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行政复议制度的法律地位：从“依附”到“独立”
《行政诉讼法》一出台，因其携带了“民告官”这一质朴的道德诉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成了社会民众关注国家政法的焦点。因《行政复议条例》是为《行政诉讼法》而生，曾被当作行政诉讼制度上的一个并不起眼的附件，所以，人们对它的立法目的如何表述似乎没有多大的兴趣。其实，从《行政复议条例》的立法目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是不“甘心”处于行政诉讼的依附地位，否则，它也就没有必要刻意地将行政诉讼立法目的次序在《行政复议条例》中作重新排序，并增加了“防止和纠正”之内容。这种举动可以解释为它想表达与行政诉讼之间有着若干质的区别点。可见，在《行政复议条例》下，尽管行政复议是行政诉讼的一个厚重的影子，但它已经有了十分明显的“独立”倾向。当时一本基于《行政复议条例》而编写的著作称：“行政复议制度之所以能够独立于行政诉讼制度外得以产生和发展，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行政争议解决在行政系统内部，从而有助于维护行政机关的威信，提高行政效率。” [4]这个解释者显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在经过了近10年的实践之后，到了《行政复议法》的颁布，行政复议才被正式确立为与行政诉讼平起平坐的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这倒并不是因为《行政复议条例》升格为《行政复议法》，而是《行政复议法》本身摆脱了对行政诉讼的依附。如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规定不再亦步亦趋《行政诉讼法》，使得行政复议具有了自身的独立性。《行政复议法》的立法草案说明开宗明义：“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制度。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作用，对于加强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促进行政机关合法、正确地行使职权，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5]国务院法制办在相关文件中也重申了这一立法精神：“从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严格依法行政的高度认识行政复议法的重要意义，扎扎实实地学习好、宣传好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重要监督制度。”“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的活动，有错必纠是行政机关应尽的责任。” [6]可见，《行政复议法》中的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制度”。在这种监督制度中，虽然行政复议也有与行政诉讼配套的内容，但它们是次要；虽然行政复议也有“保护权益”的内容，但不妨把它看作是监督的一种反射效果。
（二）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从“监督”转向“解决行政争议”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收的不断扩展，官民矛盾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由于行政复议定位于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结果它的“官官相护”的社会形象越来越高大，压垮了社会民众通过行政复议获得权利救济的信心。除非提起行政诉讼依法必经复议程序，否则行政相对人一般不会轻易启动行政复议程序，寻求权利救济；行政相对人即使动用了行政复议程序，有时也是为获取有利于行政诉讼的证据材料。而在行政机关内部，由于上下级机关之间在GDP政绩观的利诱下，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利益共同体的各方努力下，行政复议“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立法目的也经常在它的“内部程序”中“流产”。行政复议制度其实已经到了外部不能“保权”，内部不能“纠错”的窘境，成为依法行政的“鸡肋”。
由违法的行政活动引发的社会民众不满情绪，日积月累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压力。中央决策高层审时度势，提出应对这一社会矛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这一党政联合发文所透出的信息是，行政争议数量的急剧高升，且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中得不到有效的化解，已经成为社会不能稳定的根源。2007年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为了回应、落实这个“意见”的精神， [7]不以自己属于下位法的地位为限，另行拟定了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这在立法史上也尚属罕见。在《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之下，“行政复议是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依法解决行政争议、化解社会矛盾、加强层级监督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具有方便群众、快捷高效、方式灵活等特点。” [8]至此，在没有修改《行政复议法》的前提下，通过《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实现了行政复议立法目的之转换。之后，这一被改换的行政复议立法目的在“大调解”中又获得了进一步强化，同时也成为行政复议“创新”的合法性依据。
三、从立法目的演变中读出的内容
（一）“监督”抑或“保权”
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之一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这在立法层面上一直是一种主流观点。 [9]“监督”具有维护法制统一的功能。在法制统一下个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受到保护，属于“反射效果”。“保权”（即保护权利）在《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复议法》中也被列于立法目的之中，与《行政复议条例》相比，“保权”在《行政复议法》立法目的的次序被前移到第二位，表达了立法者旨在提升行政复议的“保权”功能。 [10]
令人奇怪是，《行政复议法》虽然提升了“保权”的立法目的，但是，它的制度设计却主要是为“监督”，并具体转化一种内部纠错制度。作为一种内部纠错制度，行政复议程序运行明显呈公文行政化，如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层级拟稿、审核与签发等。在这样的法律程序中，“保权”的立法目的难以实现，依法办案也难以保障。 [11]因为，在这样的内部纠错程序中，申请人不能全面介入行政复议程序，并可利用最低限度的程序权利对抗被申请人，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见，《行政复议法》中貌似十分周到的立法目的，却隐含着难以调和的内在紧张。内部的监督关系（行政系统内自我纠错的监督机制 [12]）与外部的保权关系需要不同的法律制度加以调整，但是，现在把它挤压在同一法律之中，使得行政复议制度的一些设计看起来十分别扭，如附带审查的转送等；一些具体制度在实务操作花腔走样，如不准申请人复制且只能看、抄写被申请人答辩材料等。
我们必须承认，与《行政复议条例》相比，《行政复议法》的确“突出了对申请人权利的保护，……‘维护’、‘监督’、‘防止’、‘纠正’和‘保护’这些关键词的顺序的变化意味着更强调了行政复议对公民权益的保护作用。”。 [13]在这里，无论是推崇“监督”还是“保权”，都无助于行政复议中现实问题的解决。一部法律中多重立法目的并非不可以设置，但需要有协调好它们之间发生冲突之后的权衡准则。
（二）“解决行政争议”是手段抑或目的
当《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把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移到了“解决行政争议”之后，它与《行政复议法》中的“监督”、“保权”等立法目的又该如何各就各位呢？以这几年的行政复议实务观察看，以“解决行政争议”作为立法目的的行政复议制度，有时不能同时兼顾这两个立法目的，甚至这两个立法目的可能被牺牲。尤其是在“大调解”工作思路的引入之后，在各种“维稳”指标的压力下，“监督”变成了是非不分的和稀泥，“保权”则成为花钱买平安的替换词。其实，“解决行政争议”与“监督”、“保权”之间，应当是一种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即通过解决行政争议的手段，达到“监督”、“保权”的立法目的。现在把手段当作了目的，实有本末倒置之嫌。
上述这样的定位并非贬损行政复议在“解决行政争议”上的重要性。事实上，如果行政争议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行政复议的“监督”、“保权”等立法目的也都是没有法律价值的。但是，如果一味追求行政争议被解决，而不顾解决行政争议的合法性、正当性，那么，即使行政争议被解决了，行政复议的“监督”、“保权”等立法目的也仍然无法实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复议立法目的所作的变动，虽然保持了政治上的“正确”性，但是它的合法性是可疑的。当行政复议被加入了“大调解”行列之后，它就成为多种“纠纷调解”的手段之一。过度的功利性追求，只会掏空《行政复议法》立法目的的内容。
（三）与行政诉讼关系：“司法化”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
杭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170号
《杭州市保安服务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仇保兴
二ＯＯ一年九月十二日
杭州市保安服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保安服务业的管理，规范保安服务行为，发挥保安服务组织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杭州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保安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保安服务组织，是指依法设立的保安服务公司和内部保安组织。保安服务公司，是指为社会提供专业化有偿安全防范服务，维护服务目标安全，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的特殊服务性企业。
内部保安组织，是指社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设立的从事内部守护巡逻等工作的安全防范组织。
本办法所称的保安人员，是指被保安服务公司或社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聘用，依照本办法规定从事保安服务工作的人员。
第四条 从事保安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杭州市公安局负责对全市保安服务业依法实施监督管理。
各区、县（市）公安机关负责对本辖区内保安服务业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保安服务组织
第六条 保安服务公司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及本办法设立，并依据企业登记的有关规定进行登记。
第七条 设立保安服务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名称、章程和组织机构；
（二）有符合国家规定并与服务范围相适应的注册资金；
（三）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必备的设备、设施；
（四）有一定数量的保安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五）国家规定设立企业法人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保安服务公司依法向社会提供下列保安服务项目：
（一）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居民住宅区、公共场所的安全守护；
（二）货币、有价证券、金银珠宝、文物、艺术品及其他贵重物资和爆炸、化学等危险物品的押运；
（三）展览、展销、文体、商业等活动的安全保卫；
（四）研制开发、推广应用各类安全技术防范产品，承接各类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
（五）安全防范咨询服务；
（六）其他经公安机关许可的安全防范服务项目。
第九条 保安服务公司禁止从事下列活动：
（一）提供个人人身保安服务；
（二）经营各类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及公安机关明令禁止的器械；
（三）经营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和警械；
（四）经营国家明令禁止的其他器材、物品。
第十条 保安服务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保安服务公司应当自觉接受公安机关的监督和管理，接受公安机关必要的业务指导，但公安机关不得参与和干预保安服务公司正常的业务经营活动。
第十一条 保安服务公司向社会提供保安服务，应当遵循公平、自愿、合理的原则，依法签订服务合同。合同应载明保安服务内容、服务期限、服务费用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内容。保安服务收费应当按照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执行。
第十二条 社区和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所需的保安人员，可以从保安服务公司聘请，也可以直接从社会上招聘。
从保安服务公司聘请的，双方应依法签订聘用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有关事项。
直接从社会上招聘的，其招聘的人员应符合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条件。
社区和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的保安人员，承担社区和单位内部的安全防范工作，不得对外提供有偿保安服务。
第三章 保安人员
第十三条 从事保安服务的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品行良好，自愿从事保安服务工作；
（二）身体健康，年龄为18至45周岁；
（三）未受过刑事处罚；
（四）具有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专业技术人员须具有相应的学历或资格。
第十四条 被保安服务公司或社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所录用的保安人员，应当参加经省公安厅批准设立的保安人员培训机构培训，经培训合格，取得《浙江省保安人员资格证》和《浙江省保安人员上岗证》，方可从事保安服务。
第十五条 保安服务公司和社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与保安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保安人员的社会保险由所在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保安人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保护服务单位的人员、财产安全，维护服务场所的正常秩序；
（二）落实执勤区域内的防火、防盗、防爆炸、防破坏等安全防范措施，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报告当地公安机关和服务单位，并协助处置，紧急情况下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排除；
（三）对发生在执勤区域内的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和治安灾害事故，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并立即报告当地公安机关和服务单位，保护现场，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现场秩序；
（四）将现行违法犯罪嫌疑人扭送公安机关；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七条 保安人员在执勤中享有以下职权：
（一）查验出入执勤区域人员、车辆、物品的出入手续；
（二）纠正和制止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
（三）依照规定携带和使用必要的防卫器材；
（四）从事重要岗位守护、押运的保安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配备必要的枪支、警械；
（五）保安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遇到保护目标及本人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遭受不法侵害时，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保安器械、警械和枪支予以制止。
第十八条 保安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二）剥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三）搜查他人的身体或扣押他人合法证件、合法财物；
（四）辱骂、殴打他人或教唆殴打他人；
（五）私自为他人提供保安服务；
（六）为服务单位或他人追索债务，处理民事纠纷、经济纠纷或劳动争议；
（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
第十九条 保安人员在执勤时，应着统一的保安服装、佩带统一的保安专用标志和《浙江省保安人员上岗证》，并按规定佩带保安器械。在非执勤期间，保安人员不得着保安服装和携带保安器械。
宾馆、饭店、大型娱乐场所保安人员和社区保安人员确需自行设计保安服装的，必须符合公安机关的着装管理规定，穿着时必须佩带统一的保安专用标志和《浙江省保安人员上岗证》。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指使保安人员从事超过其职责范围的非法活动。对单位或个人的非法指使行为，保安人员有权拒绝执行，并有权依法检举和控告。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保安人员的服装、标志由省公安厅监制，市公安局调拨核发。保安器械、服装、标志、证件为保安人员专用，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非法持有和使用。
第二十二条 未经省公安厅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保安教育培训机构，不得从事保安教育和培训活动。
第二十三条 保安服务公司及其保安人员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表彰奖励：
（一）预防、制止违法犯罪中表现突出的；
（二）抢险救灾、预防治安事故或其他事故，保卫社会公共财产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成绩显著的；
（三）在治安防范和其他方面成绩显著或有较大贡献的。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活动，并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批准设立保安服务公司以及未经省公安厅批准设立保安教育培训机构的；
（二）非保安公司从事保安经营活动的；
（三）非法生产、销售保安器械、服装、标志、证件的；
（四）从事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行为之一的。
第二十五条 保安人员未取得《浙江省保安人员资格证》和《浙江省保安人员上岗证》从事保安服务工作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对保安服务公司或所在单位处以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保安人员超越职权范围，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收回《浙江省保安人员资格证》和《浙江省保安人员上岗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非法持有或使用保安器械、服装、标志、证件的，由公安机关予以收缴，给予警告，并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因保安人员失职给服务单位造成损失的，保安服务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保安服务公司赔偿损失后，可以对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保安人员追偿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关键词: 行政复议/立法目的/司法化
内容提要: 行政复议立法目的统帅行政复议法的基本原则，并衍生出行政复议的所有具体规范。从《行政复议条例》（1990）、《行政复议法》（1999）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2007），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从“依附”到“独立”，进而，行政复议立法目的也从“监督”到“解决行政争议”。这种变化也影响到行政复议具体制度的内容。行政复议立法目的是多重的、有层次的，何者为首选需要在个案中予以权衡。“解决行政争议”是实现行政复议立法目的的手段，不是立法目的本身。
一、问题的提出
如果把上个世纪50年代《财政部设置检查机关办法》（1950年1月15日政务院批准）第6条中的“申请复核处理”之规定，当作是“行政复议制度的雏形”的话，[1] 那么行政复议制度史在中国已有半个多世纪了。[2] 统一行政复议制度的建立标志当是1990年的《行政复议条例》。该条例是1989年《行政诉讼法》配套的立法工程，因此《行政诉讼法》框架在《行政复议条例》中的痕迹十分明显。1999年《行政复议法》和2007年《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使行政复议制度从行政诉讼的身影背后走了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
晚近的10余年来，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数量长期在低位徘徊，并远远低于同期的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这多少可以说明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基本上处于虚置状态，与现实的要求相距甚远。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即使在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中，相当高的维持率也多少透露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3] 早期当行政复议作为行政诉讼的配套工程时，这个问题并那么不引人注目。但是，在21世纪之后行政纠纷骤增、违法行政四处蔓延的社会背景下，行政复议立法目的被重新关注，成为修改行政复议法时不可绕过的基本问题之一。
社会是在不断地变迁，但法律却是相对静止的。观察行政法的现象，既要从法的文本与个案着眼，也要从“大历史”的视角作切口。本文试图通过立法史的视角，分析既有立法文本中所表述的行政复议立法目的，揭示出它在不同时期的内容以及演变过程。本文所要表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行政复议多重的立法目的应当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变迁需要调整它们的次序，并根据它们的次序修正行政复议的相关制度，以回应依法行政的需求。
二、既有立法文本的分析
行政相对人抱怨行政行为的正当做法是通过国家预定的法律程序挑战它的合法性。在法治主义下，这种法律程序主要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如果对行政信访不存有偏见的话，那么它可以作为前两者的一种补充性的法律程序。依照这三个法律程序构建的三个法律制度，分别已有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信访条例》——加以规范，且已经有了多年的实践经验。
立法目的是任何一个法律制度的灵魂。立法目的衍生出法律原则，并借助于法律原则源源不断地形成法律规范，并最终服务于立法目的之实现。立法目的如何设计，决定着法律原则、法律规范的内容表述。因此，面对行政复议在实践中不尽人意的斑斑点点，若要尝试着寻找加以抹去的方案，那么，从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着手，行动的方向大致是正确的。有关统一的行政复议制度的立法，它们分别是《行政复议条例》（1990）、《行政复议法》（1999）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2007）。关于它们的立法文本及其立法目的之表述，本文作如下列表整理：
法律、法规名称 立法文本内容 排列次序
《行政复议条例》 为了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防止和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 “维护和监督”
“防止和纠正”
“保护”
《行政复议法》 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防止和纠正”
“保护”
“保障和监督”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为了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建设法治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制定本条例。
“解决行政争议”
“建设法治政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行政复议制度的法律地位：从“依附”到“独立”
《行政诉讼法》一出台，因其携带了“民告官”这一质朴的道德诉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成了社会民众关注国家政法的焦点。因《行政复议条例》是为《行政诉讼法》而生，曾被当作行政诉讼制度上的一个并不起眼的附件，所以，人们对它的立法目的如何表述似乎没有多大的兴趣。其实，从《行政复议条例》的立法目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是不“甘心”处于行政诉讼的依附地位，否则，它也就没有必要刻意地将行政诉讼立法目的次序在《行政复议条例》中作重新排序，并增加了“防止和纠正”之内容。这种举动可以解释为它想表达与行政诉讼之间有着若干质的区别点。可见，在《行政复议条例》下，尽管行政复议是行政诉讼的一个厚重的影子，但它已经有了十分明显的“独立”倾向。当时一本基于《行政复议条例》而编写的著作称：“行政复议制度之所以能够独立于行政诉讼制度外得以产生和发展，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行政争议解决在行政系统内部，从而有助于维护行政机关的威信，提高行政效率。” [4]这个解释者显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在经过了近10年的实践之后，到了《行政复议法》的颁布，行政复议才被正式确立为与行政诉讼平起平坐的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这倒并不是因为《行政复议条例》升格为《行政复议法》，而是《行政复议法》本身摆脱了对行政诉讼的依附。如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规定不再亦步亦趋《行政诉讼法》，使得行政复议具有了自身的独立性。《行政复议法》的立法草案说明开宗明义：“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制度。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作用，对于加强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促进行政机关合法、正确地行使职权，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5]国务院法制办在相关文件中也重申了这一立法精神：“从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严格依法行政的高度认识行政复议法的重要意义，扎扎实实地学习好、宣传好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重要监督制度。”“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的活动，有错必纠是行政机关应尽的责任。” [6]可见，《行政复议法》中的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制度”。在这种监督制度中，虽然行政复议也有与行政诉讼配套的内容，但它们是次要；虽然行政复议也有“保护权益”的内容，但不妨把它看作是监督的一种反射效果。
（二）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从“监督”转向“解决行政争议”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收的不断扩展，官民矛盾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由于行政复议定位于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结果它的“官官相护”的社会形象越来越高大，压垮了社会民众通过行政复议获得权利救济的信心。除非提起行政诉讼依法必经复议程序，否则行政相对人一般不会轻易启动行政复议程序，寻求权利救济；行政相对人即使动用了行政复议程序，有时也是为获取有利于行政诉讼的证据材料。而在行政机关内部，由于上下级机关之间在GDP政绩观的利诱下，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利益共同体的各方努力下，行政复议“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立法目的也经常在它的“内部程序”中“流产”。行政复议制度其实已经到了外部不能“保权”，内部不能“纠错”的窘境，成为依法行政的“鸡肋”。
由违法的行政活动引发的社会民众不满情绪，日积月累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压力。中央决策高层审时度势，提出应对这一社会矛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这一党政联合发文所透出的信息是，行政争议数量的急剧高升，且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中得不到有效的化解，已经成为社会不能稳定的根源。2007年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为了回应、落实这个“意见”的精神， [7]不以自己属于下位法的地位为限，另行拟定了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这在立法史上也尚属罕见。在《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之下，“行政复议是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依法解决行政争议、化解社会矛盾、加强层级监督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具有方便群众、快捷高效、方式灵活等特点。” [8]至此，在没有修改《行政复议法》的前提下，通过《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实现了行政复议立法目的之转换。之后，这一被改换的行政复议立法目的在“大调解”中又获得了进一步强化，同时也成为行政复议“创新”的合法性依据。
三、从立法目的演变中读出的内容
（一）“监督”抑或“保权”
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之一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这在立法层面上一直是一种主流观点。 [9]“监督”具有维护法制统一的功能。在法制统一下个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受到保护，属于“反射效果”。“保权”（即保护权利）在《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复议法》中也被列于立法目的之中，与《行政复议条例》相比，“保权”在《行政复议法》立法目的的次序被前移到第二位，表达了立法者旨在提升行政复议的“保权”功能。 [10]
令人奇怪是，《行政复议法》虽然提升了“保权”的立法目的，但是，它的制度设计却主要是为“监督”，并具体转化一种内部纠错制度。作为一种内部纠错制度，行政复议程序运行明显呈公文行政化，如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层级拟稿、审核与签发等。在这样的法律程序中，“保权”的立法目的难以实现，依法办案也难以保障。 [11]因为，在这样的内部纠错程序中，申请人不能全面介入行政复议程序，并可利用最低限度的程序权利对抗被申请人，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见，《行政复议法》中貌似十分周到的立法目的，却隐含着难以调和的内在紧张。内部的监督关系（行政系统内自我纠错的监督机制 [12]）与外部的保权关系需要不同的法律制度加以调整，但是，现在把它挤压在同一法律之中，使得行政复议制度的一些设计看起来十分别扭，如附带审查的转送等；一些具体制度在实务操作花腔走样，如不准申请人复制且只能看、抄写被申请人答辩材料等。
我们必须承认，与《行政复议条例》相比，《行政复议法》的确“突出了对申请人权利的保护，……‘维护’、‘监督’、‘防止’、‘纠正’和‘保护’这些关键词的顺序的变化意味着更强调了行政复议对公民权益的保护作用。”。 [13]在这里，无论是推崇“监督”还是“保权”，都无助于行政复议中现实问题的解决。一部法律中多重立法目的并非不可以设置，但需要有协调好它们之间发生冲突之后的权衡准则。
（二）“解决行政争议”是手段抑或目的
当《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把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移到了“解决行政争议”之后，它与《行政复议法》中的“监督”、“保权”等立法目的又该如何各就各位呢？以这几年的行政复议实务观察看，以“解决行政争议”作为立法目的的行政复议制度，有时不能同时兼顾这两个立法目的，甚至这两个立法目的可能被牺牲。尤其是在“大调解”工作思路的引入之后，在各种“维稳”指标的压力下，“监督”变成了是非不分的和稀泥，“保权”则成为花钱买平安的替换词。其实，“解决行政争议”与“监督”、“保权”之间，应当是一种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即通过解决行政争议的手段，达到“监督”、“保权”的立法目的。现在把手段当作了目的，实有本末倒置之嫌。
上述这样的定位并非贬损行政复议在“解决行政争议”上的重要性。事实上，如果行政争议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行政复议的“监督”、“保权”等立法目的也都是没有法律价值的。但是，如果一味追求行政争议被解决，而不顾解决行政争议的合法性、正当性，那么，即使行政争议被解决了，行政复议的“监督”、“保权”等立法目的也仍然无法实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复议立法目的所作的变动，虽然保持了政治上的“正确”性，但是它的合法性是可疑的。当行政复议被加入了“大调解”行列之后，它就成为多种“纠纷调解”的手段之一。过度的功利性追求，只会掏空《行政复议法》立法目的的内容。
（三）与行政诉讼关系：“司法化”
杭州市保安服务管理办法
杭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170号
《杭州市保安服务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仇保兴
二ＯＯ一年九月十二日
杭州市保安服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保安服务业的管理，规范保安服务行为，发挥保安服务组织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杭州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保安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保安服务组织，是指依法设立的保安服务公司和内部保安组织。保安服务公司，是指为社会提供专业化有偿安全防范服务，维护服务目标安全，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的特殊服务性企业。
内部保安组织，是指社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设立的从事内部守护巡逻等工作的安全防范组织。
本办法所称的保安人员，是指被保安服务公司或社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聘用，依照本办法规定从事保安服务工作的人员。
第四条 从事保安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杭州市公安局负责对全市保安服务业依法实施监督管理。
各区、县（市）公安机关负责对本辖区内保安服务业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保安服务组织
第六条 保安服务公司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及本办法设立，并依据企业登记的有关规定进行登记。
第七条 设立保安服务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名称、章程和组织机构；
（二）有符合国家规定并与服务范围相适应的注册资金；
（三）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必备的设备、设施；
（四）有一定数量的保安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五）国家规定设立企业法人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保安服务公司依法向社会提供下列保安服务项目：
（一）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居民住宅区、公共场所的安全守护；
（二）货币、有价证券、金银珠宝、文物、艺术品及其他贵重物资和爆炸、化学等危险物品的押运；
（三）展览、展销、文体、商业等活动的安全保卫；
（四）研制开发、推广应用各类安全技术防范产品，承接各类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
（五）安全防范咨询服务；
（六）其他经公安机关许可的安全防范服务项目。
第九条 保安服务公司禁止从事下列活动：
（一）提供个人人身保安服务；
（二）经营各类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及公安机关明令禁止的器械；
（三）经营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和警械；
（四）经营国家明令禁止的其他器材、物品。
第十条 保安服务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保安服务公司应当自觉接受公安机关的监督和管理，接受公安机关必要的业务指导，但公安机关不得参与和干预保安服务公司正常的业务经营活动。
第十一条 保安服务公司向社会提供保安服务，应当遵循公平、自愿、合理的原则，依法签订服务合同。合同应载明保安服务内容、服务期限、服务费用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内容。保安服务收费应当按照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执行。
第十二条 社区和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所需的保安人员，可以从保安服务公司聘请，也可以直接从社会上招聘。
从保安服务公司聘请的，双方应依法签订聘用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有关事项。
直接从社会上招聘的，其招聘的人员应符合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条件。
社区和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的保安人员，承担社区和单位内部的安全防范工作，不得对外提供有偿保安服务。
第三章 保安人员
第十三条 从事保安服务的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品行良好，自愿从事保安服务工作；
（二）身体健康，年龄为18至45周岁；
（三）未受过刑事处罚；
（四）具有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专业技术人员须具有相应的学历或资格。
第十四条 被保安服务公司或社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所录用的保安人员，应当参加经省公安厅批准设立的保安人员培训机构培训，经培训合格，取得《浙江省保安人员资格证》和《浙江省保安人员上岗证》，方可从事保安服务。
第十五条 保安服务公司和社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与保安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保安人员的社会保险由所在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保安人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保护服务单位的人员、财产安全，维护服务场所的正常秩序；
（二）落实执勤区域内的防火、防盗、防爆炸、防破坏等安全防范措施，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报告当地公安机关和服务单位，并协助处置，紧急情况下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排除；
（三）对发生在执勤区域内的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和治安灾害事故，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并立即报告当地公安机关和服务单位，保护现场，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现场秩序；
（四）将现行违法犯罪嫌疑人扭送公安机关；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七条 保安人员在执勤中享有以下职权：
（一）查验出入执勤区域人员、车辆、物品的出入手续；
（二）纠正和制止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
（三）依照规定携带和使用必要的防卫器材；
（四）从事重要岗位守护、押运的保安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配备必要的枪支、警械；
（五）保安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遇到保护目标及本人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遭受不法侵害时，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保安器械、警械和枪支予以制止。
第十八条 保安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二）剥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三）搜查他人的身体或扣押他人合法证件、合法财物；
（四）辱骂、殴打他人或教唆殴打他人；
（五）私自为他人提供保安服务；
（六）为服务单位或他人追索债务，处理民事纠纷、经济纠纷或劳动争议；
（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
第十九条 保安人员在执勤时，应着统一的保安服装、佩带统一的保安专用标志和《浙江省保安人员上岗证》，并按规定佩带保安器械。在非执勤期间，保安人员不得着保安服装和携带保安器械。
宾馆、饭店、大型娱乐场所保安人员和社区保安人员确需自行设计保安服装的，必须符合公安机关的着装管理规定，穿着时必须佩带统一的保安专用标志和《浙江省保安人员上岗证》。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指使保安人员从事超过其职责范围的非法活动。对单位或个人的非法指使行为，保安人员有权拒绝执行，并有权依法检举和控告。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保安人员的服装、标志由省公安厅监制，市公安局调拨核发。保安器械、服装、标志、证件为保安人员专用，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非法持有和使用。
第二十二条 未经省公安厅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保安教育培训机构，不得从事保安教育和培训活动。
第二十三条 保安服务公司及其保安人员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表彰奖励：
（一）预防、制止违法犯罪中表现突出的；
（二）抢险救灾、预防治安事故或其他事故，保卫社会公共财产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成绩显著的；
（三）在治安防范和其他方面成绩显著或有较大贡献的。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活动，并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批准设立保安服务公司以及未经省公安厅批准设立保安教育培训机构的；
（二）非保安公司从事保安经营活动的；
（三）非法生产、销售保安器械、服装、标志、证件的；
（四）从事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行为之一的。
第二十五条 保安人员未取得《浙江省保安人员资格证》和《浙江省保安人员上岗证》从事保安服务工作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对保安服务公司或所在单位处以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保安人员超越职权范围，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收回《浙江省保安人员资格证》和《浙江省保安人员上岗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非法持有或使用保安器械、服装、标志、证件的，由公安机关予以收缴，给予警告，并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因保安人员失职给服务单位造成损失的，保安服务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保安服务公司赔偿损失后，可以对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保安人员追偿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