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检查证管理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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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检查证管理问题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检查证管理问题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1994年，国家税务总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税务检查证的式样和管理制度。为进一步规范税务稽查行为，严格税务检查证的管理，根据各级税务机关所属稽查局职责范围的有关规定，各级税务机关应将税务检查证（含涉外税务检查证
，不含农业税收检查证，以下同）统一归口由所属稽查局管理。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原已经核发的税务检查证，由各级税务机关所属稽查局统一登记造册，并逐级上报到省级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所属稽查局。
二、原由各部门分散保管的空白税务检查证统一集中由省级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所属稽查局保管。
三、新的税务检查证统一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所属稽查局审核、发放和管理。
四、上述工作各地应于1998年3月底前完成，并同时将工作进展情况书面报告总局（稽查局）。
1997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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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体系与规则：合同法域的经济法解读
[本文原载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会《公器》杂志]
(刘显刚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2002级5班010-89707849 xiangangliu@sina.com)
内容摘要：合同法在整个（近代）私法领域中具有重要的核心作用，以经济法的视角来反观合同法之理念、体系与规则，不仅传统的权利话语之局限性得以显见，而且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意义上的私法-社会化的确当性与必然性。
关键词：私权逻辑 权利话语 法律补给 实质正义
引言
合同法（The Law Of Contract）是最具代表性的私法制度之一，也是现代社会之契约规则的主体部分，它在社会经济尤其商事交易中发挥着重要而基础的作用。然而，权利话语的过分膨胀，私权逻辑的内在圈囿，加之近代以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公共场域”不断强化的客观情势，已经使得建构在传统权利本位观之上的包括合同法 在内的诸多私法规则面临着日益力不从心的窘境。
尽管20世纪以来受到社会法尤其经济法之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合同法也经由对私权主体之社会义务的一般强调及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适当规制而完成了由传统合同法向现代合同法的嬗变1 ，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即便受到规制，“权利-规则”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法调节机制的某些固有惰性，权利主体也仍然因为对利益的天然的不可遏止的追求而经常性地进行“效益违约”。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经济法视角对合同法之理念、体系与规则进行粗略的全景式的解读与评判，并就经济法诸理念之于合同法域的一般性积极意义予以探讨。
一.神圣的与误读的：合同法理念
理念之谓者，原为理想和信念，但此处的“合同法理念”所意图表达的毋宁是合同法所固有的法律精神与规则诉求（将其外在地表述为“原则”可能更为确当）。合同法作为私法，除了具有一般私法的普遍性的理念（诸如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等等）以外，亦有其特殊的“规则诉求与法律精神”，主要是契约自由及由之而引发出的契约神圣与契约相对性等理念。下面笔者将主要围绕契约自由理念在近代和现代的私法中的不同遭际来对合同法理念进行经济法学意义上的评析。
思想层面的契约自由早在罗马法时期就已萌芽，但将其作为契约 规则的一种原则性理念则是近代私法所确立的，而且也只有在近代私法中，契约自由才第一次具有了如此完备的逻辑体系和规则设计，受到私权主体隆重而特别的强调并发挥出巨大的促进商事交易的积极作用2 。作为近代合同法的基础性的理念（尽管不是全部），契约自由的确切涵义是：契约关系之当事人依法有权自主决定契约之缔结、相对人之选择、契约内容与形式之选择及契约变更或解除之选择等，其衍生出的附属理念包括契约神圣与契约相对性等3 。
在近代合同法中，尽管对契约自由理念的表述中有“依法”的字样——表明相关的法律仍然是当事人自由地为契约行为的前置性条件——但是回归到历史中，在近代合同法大行其道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契约自由几近“被视为神明”，从法律规制到学理研究再到私法实践，都在相当程度上对这一理念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误读”：无论是立法者、法学家还是普通的私权主体，人们似乎更注重于对绝对自由契约行为的推崇，而较少地考虑甚至忽视了对私权契约行为基于商业伦理和公共利益考虑的合理限制。
二十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本位意识的增强和社会立法（尤其经济立法）的发展，因应社会“公共场域”不断扩大的客观情势，各国普遍通过立法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传统私法规则给予了适当的调整，合同法亦由“传统”而过渡到了“现代”。作为原则性理念的契约自由尽管仍然存在，但其内容已经因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国家经济干预理论以及社会本位、实质正义、义务先定等经济法理念的外在冲击而发生了明显的调整，突出表现为：在保留其基本精神和价值诉求的同时更为关注契约行为的社会效果及契约的实质正义问题 ，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强制性合同的出现 。而以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为代表的系列经济法规范的出台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契约自由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如法国1978年1月10日78-23号法律第35条规定，“有关合同的价格及其付款方式、标的物质量及其交付方式、风险负担、违约责任以及保证责任的范围、合同的发行条件、合同的撤销、变更以及解除等条款中，凡属于违背法律的特别规定，基本滥用经济权利而强加给消费者的，或者给予滥用一方以不正当经济利益的，均因滥用权利而归于无效。” 除此之外，格式合同、附从合同的大行其道及国家为保证格式合同等在实质意义上的契约正义而进行的强制性介入也是纯粹契约自由原则受到调整的具体体现。
以经济法视角来反照合同法理念的近现代嬗变，不难看出，建构在个人主义和权利本位之上的传统合同法理念在近代曾经被赋予事实上是误读了的神圣光环，纵然这种误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本位观指导下的相关规则的“修正”——这种被修正了的理念-规则因其本质上权利逻辑的底蕴而仍未完全消除私法规则的某些内在的惰性 。在法治多元的今天，我们可以期待，社会法尤其经济法的理念与实体规则将会为这种惰性的有效克服提供有效的和持续的外部法律机制的补给。
二.逻辑的与形式的：合同法体系
合同法体系，是指合同法构成规则的有机整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结构意义上的由总则与分则构成的法律文本体系（从部门法学角度则可以表达为由合同法学总论与分论构成的学理体系）；二是逻辑意义上的实体规则体系，包括：契约行为之指导原则，契约之订立、变更、转让，契约之成立与生效，契约之解释，契约之履行，违约及其法律救济等。下文论述中所涉及到的“合同法体系”，仅为逻辑意义上的实体规则体系。
从其体系的构成来看（这里以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为例），合同法在逻辑上的确较为圆满地对契约行为的不同阶段、不同样态和不同结果均给予了法律的关怀和规制 。但是，一如笔者在本节标题中所表达的，逻辑的周全并不代表规制的圆满，权利-规则对应然状态的细致而充分的描述所凸显出的仅仅是对形式正义的过分热情的关注，更何况这种关注还仅仅停留在应然的话语表达上。
合同法具有近代私法共有的“只看是否是人，不看是什么人”的抽象的和形式的传统，尽管这一传统的“势力”因为20世纪以来具体人格和契约正义受到的渐多的重视而有所收敛。这里，经济法理念（尤其是实质正义观）之于合同法体系的科学建构的意义已经显而易见——它可以较为有效地防止合同法规则形式主义的任何倾向 。
三.技术的与逼仄的：合同法规则
如果说理念和体系上的之于合同法的经济法解读其视角都较为宏观或至少是中观的话，本节所试图进行的努力——从其技术性的规则入手——则是微观意义上的。
规则的技术性是近现代立法中的一个显著的且不断有所强化的特征，合同法亦然。但是，无论怎样强调或有意识地进行努力，技术化的规则都不能完全避免一种法域规范的内在的保守（或曰狭隘）性。对于合同法来说，尽管其技术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并且这种提高还有着现代合同法逐渐成型的背景），但是，一如前述，由于其本质上仍属于权利-规则，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会在调节和规范机制上具有权利-规则在调节机理上的某些固有的惰性（狭隘性）。
为了表明这一论断并非危言耸听，以下的这一例证是必要的：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0条这样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这一规定应用的是民法上表见代理的相关原理，说其法理明确、逻辑清晰当不为过。然而，即使从逻辑上对这一规定进行推演，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我们的合同法对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超越权限订立合同的行为其规制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实践中，某些国有或集体企业负责人恶意勾结他人为越权合同行为而“成功移转”企业财产的事情的频繁发生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同样是规范社会经济的运行，经济法的调节机制却与合同法迥异——不仅没有合同法机制的某些软弱性和滞后性，而且相对而言还更为有效和迅捷。
同样是上面这个例子，用经济法来规制可能就是另一种样子：国家通过专门性的经济法规来规范所谓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对内对外行为；针对企业负责人恶意勾结他人为越权合同行为而移转企业财产，国家可以以专门规定明示企业负责人及相对方在此类活动中的严格责任，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此类事情的发生概率。
另外像供电、水、热合同等特殊合同关系的规制如果能够适当运用经济法律规范则可能会比单纯依凭调节平等主体交易行为的合同法律规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结语
合同法是调整交易关系、维护交易秩序的法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则。从经济法视角对合同法之理念、体系与规则进行全景式的解读与评判——选题的大而无当注定了本文的写作过程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学术历险4 ——希望这种努力能够为合同法的正确解读及经济法机制之于合同法域的一般性积极意义的探究有所助益。
参考书目：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德] 罗波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
省政府令第46号
现发布《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自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起施行。
省长 万学远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一日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实施义务教育的目标为：到一九九五年，基本普及九年或者八年义务教育。
第三条 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地区义务教育的年限为六年或者五年；实施初级中等义务教育地区义务教育的年限为九年或者八年。
盲、聋、哑、弱智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限，一般不少于当地健全儿童、少年接受的义务教育年限。
第四条 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保证符合义务教育入学年龄的儿童、少年入学，并完成义务教育。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招用未完成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
第五条 实施义务教育，在省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市（地）、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分级负责，分级管理。
实施义务教育，以县（市、区）为单位组织进行，落实到乡（镇）。
第六条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具体负责组织、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义务教育工作。
第七条 鼓励各种社会力量以及个人自愿捐资助学。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集资办学和民间办学。
第八条 城市市区的初中和小学校长由县（市、区）以上教育主管部门任免；农村乡（镇）初中和中心小学的校长（正职）由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征求乡（镇）人民政府意见后任免。
第九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初中、小学实行校长负责制。新任的校长必须经过岗位职务培训，持证上岗。
第十条 建立浙江省教育督导室，在省教育委员会领导下，行使省人民政府赋予省教育委员会的教育督导职权，负责对义务教育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监督、评估、指导和督导人员培训工作。
第十一条 义务教育的入学年龄为六周岁，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以推迟到七周岁。盲、聋、哑、弱智儿童的入学年龄为七周岁，确有困难的，可以适当推迟。
因缓学或者其他特殊情况，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的在校年龄，可以延长至十八周岁。
第十二条 学校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第十三条 对完成规定年限义务教育的儿童、少年，由学校发给完成义务教育证书。完成义务教育证书的格式由省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规定。
第十四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可以收取杂费。收取杂费的标准和具体办法在省定的标准和范围内，由县（市、区）教育、物价、财政部门提出方案，报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已规定免收杂费的，其规定可以继续执行。
盲、聋、哑、弱智儿童、少年在义务教育阶段，免收杂费。免收杂费后所需经费，按照学校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在安排预算指标时统筹解决。
第十五条 为帮助贫困学生就学，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实行助学金制度。具体标准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决定。
第十六条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设置，由设区的市或者县（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农村小学以就近入为原则，学校设置当应适当集中；农村初中一般以乡（镇）为单位设置，人口多的乡（镇）每所初中的规模应当在十二个班级以上。
盲童学校的设置由省人民政府统筹安排；聋哑学校（班）的设置由市（地）人民政府统筹安排；弱智学校（班）的设置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统筹安排。
第十七条 本省的小学、初中按照国家或者省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义务教育教学计划、各科教学指导纲要和国家或者省审定的义务教育教材进行教育教学活动。
实施盲、聋、哑、弱智儿童、少年义务教育的学校，参照国家教育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教育教学活动。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证义务教育学校的必需经费。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并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公用经费逐年增长。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认真抓好依法征收的城乡教育费附加工作。城市教育费附加由财税部门按有关规定统一征收，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落实，基层财税部门、乡（镇）财政组直接征收。
第二十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教育经费的管理，每年应当向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报告经费收支情况，并接受县级教育、财政部门的指导与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借用教育经费，不得向学校摊派，收取不合理费用。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应当按省定的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场地、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和文体器材等办学条件的标准执行。
第二十二条 建立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检查验收制度，验收合格的，发给合格证书。检查验收的标准及方法，由省教育主管部门制定。
第二十三条 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未按规定送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市辖区人民政府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其履行义务教育职责；对经教育不履行的，可以处以200元至2000元的罚款， 并采取其他措施使其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入学。
对违法招用未完成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的单位和个人，属童工范围的，依照《浙江省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实施细则》处罚；不属于童工范围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市辖区人民政府责令其立即清退，并按每招用一名处以3000元至5000 元的罚款， 对直接责任人可以处200元至2000元的罚款。对拒不清退的，可以加倍罚款。 有关部门还可以责令其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起施行。
[本文原载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会《公器》杂志]
(刘显刚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2002级5班010-89707849 xiangangliu@sina.com)
内容摘要：合同法在整个（近代）私法领域中具有重要的核心作用，以经济法的视角来反观合同法之理念、体系与规则，不仅传统的权利话语之局限性得以显见，而且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意义上的私法-社会化的确当性与必然性。
关键词：私权逻辑 权利话语 法律补给 实质正义
引言
合同法（The Law Of Contract）是最具代表性的私法制度之一，也是现代社会之契约规则的主体部分，它在社会经济尤其商事交易中发挥着重要而基础的作用。然而，权利话语的过分膨胀，私权逻辑的内在圈囿，加之近代以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公共场域”不断强化的客观情势，已经使得建构在传统权利本位观之上的包括合同法 在内的诸多私法规则面临着日益力不从心的窘境。
尽管20世纪以来受到社会法尤其经济法之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合同法也经由对私权主体之社会义务的一般强调及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适当规制而完成了由传统合同法向现代合同法的嬗变1 ，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即便受到规制，“权利-规则”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法调节机制的某些固有惰性，权利主体也仍然因为对利益的天然的不可遏止的追求而经常性地进行“效益违约”。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经济法视角对合同法之理念、体系与规则进行粗略的全景式的解读与评判，并就经济法诸理念之于合同法域的一般性积极意义予以探讨。
一.神圣的与误读的：合同法理念
理念之谓者，原为理想和信念，但此处的“合同法理念”所意图表达的毋宁是合同法所固有的法律精神与规则诉求（将其外在地表述为“原则”可能更为确当）。合同法作为私法，除了具有一般私法的普遍性的理念（诸如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等等）以外，亦有其特殊的“规则诉求与法律精神”，主要是契约自由及由之而引发出的契约神圣与契约相对性等理念。下面笔者将主要围绕契约自由理念在近代和现代的私法中的不同遭际来对合同法理念进行经济法学意义上的评析。
思想层面的契约自由早在罗马法时期就已萌芽，但将其作为契约 规则的一种原则性理念则是近代私法所确立的，而且也只有在近代私法中，契约自由才第一次具有了如此完备的逻辑体系和规则设计，受到私权主体隆重而特别的强调并发挥出巨大的促进商事交易的积极作用2 。作为近代合同法的基础性的理念（尽管不是全部），契约自由的确切涵义是：契约关系之当事人依法有权自主决定契约之缔结、相对人之选择、契约内容与形式之选择及契约变更或解除之选择等，其衍生出的附属理念包括契约神圣与契约相对性等3 。
在近代合同法中，尽管对契约自由理念的表述中有“依法”的字样——表明相关的法律仍然是当事人自由地为契约行为的前置性条件——但是回归到历史中，在近代合同法大行其道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契约自由几近“被视为神明”，从法律规制到学理研究再到私法实践，都在相当程度上对这一理念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误读”：无论是立法者、法学家还是普通的私权主体，人们似乎更注重于对绝对自由契约行为的推崇，而较少地考虑甚至忽视了对私权契约行为基于商业伦理和公共利益考虑的合理限制。
二十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本位意识的增强和社会立法（尤其经济立法）的发展，因应社会“公共场域”不断扩大的客观情势，各国普遍通过立法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传统私法规则给予了适当的调整，合同法亦由“传统”而过渡到了“现代”。作为原则性理念的契约自由尽管仍然存在，但其内容已经因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国家经济干预理论以及社会本位、实质正义、义务先定等经济法理念的外在冲击而发生了明显的调整，突出表现为：在保留其基本精神和价值诉求的同时更为关注契约行为的社会效果及契约的实质正义问题 ，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强制性合同的出现 。而以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为代表的系列经济法规范的出台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契约自由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如法国1978年1月10日78-23号法律第35条规定，“有关合同的价格及其付款方式、标的物质量及其交付方式、风险负担、违约责任以及保证责任的范围、合同的发行条件、合同的撤销、变更以及解除等条款中，凡属于违背法律的特别规定，基本滥用经济权利而强加给消费者的，或者给予滥用一方以不正当经济利益的，均因滥用权利而归于无效。” 除此之外，格式合同、附从合同的大行其道及国家为保证格式合同等在实质意义上的契约正义而进行的强制性介入也是纯粹契约自由原则受到调整的具体体现。
以经济法视角来反照合同法理念的近现代嬗变，不难看出，建构在个人主义和权利本位之上的传统合同法理念在近代曾经被赋予事实上是误读了的神圣光环，纵然这种误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本位观指导下的相关规则的“修正”——这种被修正了的理念-规则因其本质上权利逻辑的底蕴而仍未完全消除私法规则的某些内在的惰性 。在法治多元的今天，我们可以期待，社会法尤其经济法的理念与实体规则将会为这种惰性的有效克服提供有效的和持续的外部法律机制的补给。
二.逻辑的与形式的：合同法体系
合同法体系，是指合同法构成规则的有机整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结构意义上的由总则与分则构成的法律文本体系（从部门法学角度则可以表达为由合同法学总论与分论构成的学理体系）；二是逻辑意义上的实体规则体系，包括：契约行为之指导原则，契约之订立、变更、转让，契约之成立与生效，契约之解释，契约之履行，违约及其法律救济等。下文论述中所涉及到的“合同法体系”，仅为逻辑意义上的实体规则体系。
从其体系的构成来看（这里以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为例），合同法在逻辑上的确较为圆满地对契约行为的不同阶段、不同样态和不同结果均给予了法律的关怀和规制 。但是，一如笔者在本节标题中所表达的，逻辑的周全并不代表规制的圆满，权利-规则对应然状态的细致而充分的描述所凸显出的仅仅是对形式正义的过分热情的关注，更何况这种关注还仅仅停留在应然的话语表达上。
合同法具有近代私法共有的“只看是否是人，不看是什么人”的抽象的和形式的传统，尽管这一传统的“势力”因为20世纪以来具体人格和契约正义受到的渐多的重视而有所收敛。这里，经济法理念（尤其是实质正义观）之于合同法体系的科学建构的意义已经显而易见——它可以较为有效地防止合同法规则形式主义的任何倾向 。
三.技术的与逼仄的：合同法规则
如果说理念和体系上的之于合同法的经济法解读其视角都较为宏观或至少是中观的话，本节所试图进行的努力——从其技术性的规则入手——则是微观意义上的。
规则的技术性是近现代立法中的一个显著的且不断有所强化的特征，合同法亦然。但是，无论怎样强调或有意识地进行努力，技术化的规则都不能完全避免一种法域规范的内在的保守（或曰狭隘）性。对于合同法来说，尽管其技术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并且这种提高还有着现代合同法逐渐成型的背景），但是，一如前述，由于其本质上仍属于权利-规则，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会在调节和规范机制上具有权利-规则在调节机理上的某些固有的惰性（狭隘性）。
为了表明这一论断并非危言耸听，以下的这一例证是必要的：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0条这样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这一规定应用的是民法上表见代理的相关原理，说其法理明确、逻辑清晰当不为过。然而，即使从逻辑上对这一规定进行推演，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我们的合同法对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超越权限订立合同的行为其规制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实践中，某些国有或集体企业负责人恶意勾结他人为越权合同行为而“成功移转”企业财产的事情的频繁发生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同样是规范社会经济的运行，经济法的调节机制却与合同法迥异——不仅没有合同法机制的某些软弱性和滞后性，而且相对而言还更为有效和迅捷。
同样是上面这个例子，用经济法来规制可能就是另一种样子：国家通过专门性的经济法规来规范所谓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对内对外行为；针对企业负责人恶意勾结他人为越权合同行为而移转企业财产，国家可以以专门规定明示企业负责人及相对方在此类活动中的严格责任，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此类事情的发生概率。
另外像供电、水、热合同等特殊合同关系的规制如果能够适当运用经济法律规范则可能会比单纯依凭调节平等主体交易行为的合同法律规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结语
合同法是调整交易关系、维护交易秩序的法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则。从经济法视角对合同法之理念、体系与规则进行全景式的解读与评判——选题的大而无当注定了本文的写作过程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学术历险4 ——希望这种努力能够为合同法的正确解读及经济法机制之于合同法域的一般性积极意义的探究有所助益。
参考书目：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德] 罗波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
省政府令第46号
现发布《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自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起施行。
省长 万学远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一日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实施义务教育的目标为：到一九九五年，基本普及九年或者八年义务教育。
第三条 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地区义务教育的年限为六年或者五年；实施初级中等义务教育地区义务教育的年限为九年或者八年。
盲、聋、哑、弱智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限，一般不少于当地健全儿童、少年接受的义务教育年限。
第四条 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保证符合义务教育入学年龄的儿童、少年入学，并完成义务教育。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招用未完成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
第五条 实施义务教育，在省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市（地）、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分级负责，分级管理。
实施义务教育，以县（市、区）为单位组织进行，落实到乡（镇）。
第六条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具体负责组织、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义务教育工作。
第七条 鼓励各种社会力量以及个人自愿捐资助学。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集资办学和民间办学。
第八条 城市市区的初中和小学校长由县（市、区）以上教育主管部门任免；农村乡（镇）初中和中心小学的校长（正职）由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征求乡（镇）人民政府意见后任免。
第九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初中、小学实行校长负责制。新任的校长必须经过岗位职务培训，持证上岗。
第十条 建立浙江省教育督导室，在省教育委员会领导下，行使省人民政府赋予省教育委员会的教育督导职权，负责对义务教育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监督、评估、指导和督导人员培训工作。
第十一条 义务教育的入学年龄为六周岁，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以推迟到七周岁。盲、聋、哑、弱智儿童的入学年龄为七周岁，确有困难的，可以适当推迟。
因缓学或者其他特殊情况，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的在校年龄，可以延长至十八周岁。
第十二条 学校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第十三条 对完成规定年限义务教育的儿童、少年，由学校发给完成义务教育证书。完成义务教育证书的格式由省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规定。
第十四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可以收取杂费。收取杂费的标准和具体办法在省定的标准和范围内，由县（市、区）教育、物价、财政部门提出方案，报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已规定免收杂费的，其规定可以继续执行。
盲、聋、哑、弱智儿童、少年在义务教育阶段，免收杂费。免收杂费后所需经费，按照学校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在安排预算指标时统筹解决。
第十五条 为帮助贫困学生就学，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实行助学金制度。具体标准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决定。
第十六条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设置，由设区的市或者县（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农村小学以就近入为原则，学校设置当应适当集中；农村初中一般以乡（镇）为单位设置，人口多的乡（镇）每所初中的规模应当在十二个班级以上。
盲童学校的设置由省人民政府统筹安排；聋哑学校（班）的设置由市（地）人民政府统筹安排；弱智学校（班）的设置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统筹安排。
第十七条 本省的小学、初中按照国家或者省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义务教育教学计划、各科教学指导纲要和国家或者省审定的义务教育教材进行教育教学活动。
实施盲、聋、哑、弱智儿童、少年义务教育的学校，参照国家教育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教育教学活动。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证义务教育学校的必需经费。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并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公用经费逐年增长。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认真抓好依法征收的城乡教育费附加工作。城市教育费附加由财税部门按有关规定统一征收，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落实，基层财税部门、乡（镇）财政组直接征收。
第二十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教育经费的管理，每年应当向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报告经费收支情况，并接受县级教育、财政部门的指导与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借用教育经费，不得向学校摊派，收取不合理费用。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应当按省定的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场地、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和文体器材等办学条件的标准执行。
第二十二条 建立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检查验收制度，验收合格的，发给合格证书。检查验收的标准及方法，由省教育主管部门制定。
第二十三条 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未按规定送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市辖区人民政府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其履行义务教育职责；对经教育不履行的，可以处以200元至2000元的罚款， 并采取其他措施使其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入学。
对违法招用未完成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的单位和个人，属童工范围的，依照《浙江省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实施细则》处罚；不属于童工范围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市辖区人民政府责令其立即清退，并按每招用一名处以3000元至5000 元的罚款， 对直接责任人可以处200元至2000元的罚款。对拒不清退的，可以加倍罚款。 有关部门还可以责令其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