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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

(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 李 强)


论文提要：
《合同法》中对于无效合同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没有作出相应规定，从而造成理论派和务实派之间对此争论不休，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适用的标准也不一致。文章从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如何确定诉讼时效以及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所产生的请求权三个方面进行理解和分析，意在规范对无效合同的处理起抛砖引玉作用。
以下正文：
所谓无效合同，是相对于有效合同而言的，它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在内容和形式上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应确认为无效。①无效合同属绝对无效，自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我国《合同法》中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体现在第52、56、57、58、59条当中，但其中没有涉及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无效合同是否涉及诉讼时效就成为大家争辩不休的问题，笔者也试对此谈谈自己一点肤浅的认识，意在抛砖引玉。
《合同法》中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实为两个部分：一为无效合同的确认，第五十二条中明确规定以下情形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近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为无效合同确认后相关事宜的处理，包括请求返还财物、赔偿损失、财物收归国家及返还集体或第三人。当事人要想通过确认无效合同进行救济，首先必须诉请对合同进行无效确认，然后才能请求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救济。因此，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体现在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如何确定诉讼时效以及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所产生的请求权三个方面。
一、合同无效确认应当受诉讼时效约束
实践中，对于确认合同无效，在提起方式上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进行诉讼或申请，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另一种是在审理或仲裁过程中，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主动审查合同效力，认为合同符合《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有关无效情形，确认合同无效。
对于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的约束，目前在理论界和务实派之间存在不同的观点。
理论界普遍认为，无效合同因其具有违法性，对无效合同实行国家干预原则，法院和仲裁机构均应主动审查并确认合同无效，而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这种观点为之“否定说”。而务实派则对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持肯定态度，这种“肯定说”观点认为，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合同当事人对于其行为的违法性应当知晓。《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根据该条规定，确认合同无效也同样具有诉讼时效。因此，确认合同无效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②
理论界的“否定说”，只是以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这一点来确定其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明显脱离实际，也与法律规定不符。对于“肯定说”，虽然法律未作具体规定，但有相应法律根据，也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原则，因此，笔者作为一名司法实践者，同样认同“肯定说”，无效合同的确认应当受到诉讼时效的约束。
(一)、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有法律依据。
对于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在我国的《合同法》中没有规定，但仍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因很简单，《合同法》仅是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我国的《民法通则》在目前尚无完整“民法典”的情况下，充当了总则的角色。因此，《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合同法》应当遵循。
纵观《民法通则》第七章和有关诉讼时效的法律法规，对于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情形，只有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0条“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 、 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有明确规定，而这则司法解释仅适用于未授权给公民、 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除此之外，再无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其他情形，既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当然也不能凌驾与此之上。因此，无效合同的确认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而主张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没有法律依据。
(二)、从无效合同的违法程度来看，也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从侵犯客体来讲，包括刑事违法行为即犯罪行为、行政违法行为和民事违法行为，一般认为，这三种违法行为中，犯罪是应受刑罚处罚的严重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最大，比其他两种违法程度要严重得多。我国《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据此规定，国家对于最严重的违法行为进行干预和处罚，都有追诉期限限制，超过此期限，除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认为必须追诉的以外，其余犯罪行为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该犯罪行为应当给予的刑事处罚得到免除。《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然而，无效合同之所以无效，正是由于合同本身存在违法性，但属于民事违法范畴，其违法的严重性远远小于刑事违法，国家对最严重的刑事违法行为都规定了追诉时效，超过追诉时效则放弃对其责任追究，对于违法性较轻的民事违法行为也就无需无限期进行干预和追究责任。如果认为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行政违法行为经过二年、罪当死刑的犯罪行为经过二十年就不再受法律的追诉，只对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永远都要接受法律的处罚，显然违反了法律体系理论中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原理。因此，对于无效合同违法性的干预，应当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三)、确认无效合同请求保护合法权益，仍应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
从表面上看，诉讼时效是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期间规定，其保护的对象是合法民事权利，而无效合同本身具有违法性，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不具合法性，不应受到保护。但是，这种看法具有片面性。众所周知，任何事物都有对立的一面，正是因为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它也会造成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只不过被侵害的对象不仅仅限于合同另一方当事人，还可能是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既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完全可以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后行使请求保护权。如果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时效限制，权益被侵害者可在任何时候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也就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两年后行使请求保护权，这与《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明显相抵触，实为不妥。
(四)、确认合同无效最终归于行使实体上的请求权。
“否定说”观点认为：诉讼时效适用的标的限于请求权，亦即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该请求权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主张合同无效或确认无效的权利并非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③故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最重要一点----确认无效合同的目的。根据请求主体不同，确认合同无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二是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对于合同当事人来说，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不履行或不再继续履行合同和挽回损失；对于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则是因为该合同损害了自己的利益，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从而达到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目的。如果单纯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涉及其他请求权，那么，确认合同无效后，不会产生任何作用，也不会对请求人及相对人产生任何影响，显然失去了确认其效力的意义。因此，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非仅仅是在程序上确认合同效力问题，而是最终归于请求人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一实体意义的请求权。由此可见，无效合同的确认仍归于实体意义的请求权，同样符合诉讼时效的规定。
(五)、确认无效合同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并非超过诉讼时效合同性质就发生改变。
理论派的“否定说”认为，如果承认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的限制，那么就会使本属无效的合同，由于超过诉讼时效没有确认其无效，从而该合同就变成有效，非法取得的财产就变成合法，这也是这种观点的立足之点。其实，对于这种观点无需更多的驳斥，稍具法律知识者都应认为是无稽之谈。如前所述，犯罪行为具有追诉期限，超过追诉期限则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此时，难道我们会认为犯罪行为就变成合法的吗？答案当然是“不”，该犯罪行为不再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基于超过了追诉期限，而并非由此转变为合法行为。就拿一般侵权案件来说，当事人由于遭受不法侵害，致使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如果权利人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人民对其所遭受侵害的合法权益不再保护，从而丧失胜诉权，我们同样不能认为，侵害者没有承担相应责任，是因为其侵害行为已经变为合法行为。因此，违法的始终违法，即使未被追究和干预，其性质是不会改变的，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也不会引起合同性质的改变，此种想法完全是杞人忧天。
(六)无效合同受诉讼时效限制，有利于规范对无效合同的处理。
在司法实务中，处理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时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处理结果往往不能象处理有效合同一样能够充分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如果再加上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的约束，可以随时主张，那么，处理无效合同的随意性就更大了。有效合同要受到法律规定的种种制约，而无效合同却可以为一方当事人利用无效合同牟利大开方便之门，有损司法公正。无效合同同样也需要及时了结，这符合法立法的基本精神与原则，也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立法的目的。④　
二、如何确定无效合同的确认的诉讼时效
既然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就应遵循《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其期限应为一般诉讼时效，即二年。但是，对于确认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从何时起计算，则不能简单按照有效合同进行确定。有效合同的诉讼时效，一般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而无效合同则应当根据请求确认的主体不同而不同。
如前所述，合同无效的确认有两种情形：一是当事人或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另一种是在处理合同纠纷中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依职权确认合同无效，即国家干预。对于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依职取确认合同无效，必然是在订立无效合同后，合同当事人认为合同有效，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纠纷，合同当事人一方提起诉讼或仲裁。这种情形由于当事人是把无效合同当为有效合同，其提起诉讼或仲裁完全是按有效合同进行，即在合同履行届满后两年内提起，这时提起的诉讼或者仲裁不会涉及需要确定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的问题，因此，对此种情形不再累述。
对于另一种情形，根据请求确认无效的主体不同，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二是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
(一)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
无效合同自始无效，从订立之日起就不具法律约束力，那么，无效合同的确认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是从订立合同之日起计算，还是从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笔者认为，应当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其理由为：
1、如果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从合同订立时计算，对合同履行期限超过两年的，而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两年后履行期限内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则因超过诉讼时效其请求得不到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支持，那么，合同当事人还得按无效合同继续履行，这样就真的会出现不合法的合同变成合法的合同的情形。
2、按照《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按照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阶段不同，分为三种情形：一是合同订立后尚未履行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二是合同正在履行中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三是合同履行完毕后请求合同无效。前两种情形的出现，其前提应该是已经知道权利被侵害，才可能提出合同无效的确认请求，没有侵害一方当事人主动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情况出现，因此，这两种情形也不涉及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的问题。而第三种情形，即合同履行完毕后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从无效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是否符合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既然作为合同当事人，就应当对所订立合同负责，完全负有审查合同是否有效的义务，从合同订立到合同履行一般都有一个过程，在履行中或在履行完毕时就应当知道合同是否有效或自己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因此，确认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从无效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这完全符合《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同时与处理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一致，既维护了法律的统一性，又能起到规范当事人合同行为的作用，还是一种对订立无效合同的惩罚。
(二)、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
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包括因无效合同致使利益遭受损害的集体和其他人，其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必然是基于其利益遭受损害，而这类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完全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办理，即从遭受损害的集体和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再予以保护。
此外，还有一种情形可能导致无效合同的确认，即无效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这种情形只要来自于国家干预，由于无效合同侵害的是国家财产，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0条：“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的规定，也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因此，笔者认为，无效合同的确认的诉讼时效，归结起来应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合同一方当事人请求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的，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损害国家利益的，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三、合同宣告无效后产生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和第五十九条：“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的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后产生的请求权享有的主体有三类：一是合同当事人；二是利益遭受损害的集体和第三人；三是国家。
(一)合同当事人在合同确认无效后的请求权。
这里所指合同当事人的请求权，应当仅为在确认合同无效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没有作出相应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处理，合同当事人在事后请求对方返还或赔偿。对于此类情形，当事人在合同被确认无效时就知道其利益遭受损害，因此完全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两年。
(二)利益遭受损失的集体和第三人的请求权。
前面已述，利益遭受损失的集体和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类情形的请求权一般在确认合同无效时一并主张。这里所称的利益遭受损失的集体和第三人的请求权，是指确认合同无效不是由集体或者第三人提起的情形，而此种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也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即集体或者第三人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两年，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三)对于损害国家的利益的情形，由于是实行强制干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在确认合同无效的同时，就应当一并将当事人因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这种情形不再涉及请求权的问题。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提升工业炸药生产线本质安全生产水平的指导意见

工信部安【2012】30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爆行政主管部门：

　　为全面提升工业炸药生产线本质安全生产水平，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民用爆炸物品行业技术进步的指导意见》和《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等要求，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充分认识提升工业炸药生产线本质安全生产水平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民爆行业管理不断加强和技术改造持续推进，工业炸药生产线的技术装备水平与安全保障条件得到了较大幅度提高，安全生产面貌发生了重大改变。但从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角度看，当前实际运行的生产线仍存在自动化控制水平和设备设施集成联动程度不高，相关工艺环节匹配性差，部分关键设备可靠性和安全稳定性低等问题；从强化安全管理看，生产线整体管理水平不高，作业人员技能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因此，加快提升工业炸药生产线本质安全水平、打牢工业化安全生产基础是“十二五”期间民爆行业强化安全生产的一项迫切任务和重要内容。各级民爆行政主管部门和安全监管部门、各民爆企业要强化安全发展理念，切实将提升工业炸药生产线本质安全水平的专项工作纳入重要议程，抓出成效。

　　提升工业炸药生产线本质安全生产水平涉及应用先进管理模式、加强工艺技术创新、改进生产工艺设计、提高装备研制水平和完善安全保障条件等各个方面，各级民爆行政主管部门和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充分发挥行业内外各方优势，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推动工业炸药生产线不断提升本质安全生产水平，努力开创“十二五”期间民爆行业安全生产新局面。

　　二、提升工业炸药生产线本质安全水平的总体目标

　　“十二五”期间，要通过加强行业技术创新，研发并应用工艺流程简洁可靠、生产过程安全可控、爆破使用高效环保的工业炸药产品及其新工艺、新装备；推进工业炸药生产线的工艺流程数控化率达到70%以上。要通过加快技术进步建成一批工艺设备达到本质安全、过程控制实现自动智能、操作管理符合规范标准、产品质量能与国际接轨的工业炸药生产示范线。

　　要继续完善安全生产基础条件建设，不断提高生产线自动化、连续化和信息化水平。工业炸药生产线要实现全流程监控；全线所有工序间实现智能传输，制药、混药、装药、包装等工序实现自动化及智能化运行；要进一步提高工业炸药生产专用设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完善设备故障自诊断系统，设备的无故障运行间隔时间达到2000小时以上；要通过推广应用先进的工艺设计和研制技术，提升专用设备的标准化水平；要逐步使制药、混药、冷却、输送等关键设备达到低转速、低压力、低功率、防传爆及智能化控制等要求。

　　要结合民爆行业信息化进程，进一步提升工业炸药生产线管理层次和安全运行水平，要在增强和保证全线安全保障度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固定操作人员，单条工业炸药生产线危险工房内（含配料、制药、装药、包装、转运等工序）操作人员控制在9人以内；鼓励开展工业炸药生产线危险工序无人化试验。

　　三、提高工业炸药生产线关键设备的安全可靠性

　　要不断提升和完善工业炸药生产线生产安全监控系统的功能，满足超限声光报警、连锁停机、智能化随动控制、全线安全联锁控制等功能要求。

　　要不断提高工业炸药线关键设备的安全性能，制药、混药、乳化、敏化、输送等关键设备必须设置智能化监控装置，实现设备故障自诊断及智能化处置。要实现制药、装药、包装设备之间的能力匹配和联动控制。

　　要完善硝酸铵水溶液储罐的安全防护条件，大容量（30立方米以上）的储罐应设置并完善温控、防雷、消防、杂质过滤和应急排放等安全装置；储罐与炸药生产设备之间应采取可靠的隔离防护措施；工艺设备布置应由甲级民爆器材设计单位设计，并按照相关规定组织验收。

　　要强化对关键设备的安全管理，建立健全全线设备管理专项制度。严格专用生产设备管理，严禁采用未经工业化安全验证的工艺及设备；严禁在工业炸药生产线上试验、试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四、增强工业炸药生产线整体安全保障能力

　　要严格控制工业炸药生产线的整线在线药量，联建工房和独立设置的装药及包装工房的在线药量均不得超过2.5吨；改性硝酸铵、膨化硝酸铵及其他具有整体爆炸危险性的危险品应按工业炸药计入工房在线药量，并统筹制定相关安全措施。要严格控制乳化器、敏化器、制粉塔、碾混机、凉药机和输药螺旋等设备的最大存药量，并制定全线在线药量控制与联锁专项安全措施。水胶炸药生产线硝酸甲胺制造工序要实现无人操作。

　　要加强炸药转运、装车环节的安全管理。新建生产线成品转运装车位与其邻近建筑物之间应满足内部最小安全距离要求；现有生产线设在防护土堤外的炸药成品转运装车位应采取可靠措施保证车辆中炸药与邻近工房内的存药不相互殉爆。

　　要完善工业炸药生产线工序之间的泄爆、隔爆技术措施，增强输送系统的防传（殉）爆可靠性。生产线工序之间、包装工房与转运车位置之间的危险品输送，应采用具有可靠防传（殉）爆功能的自动输送系统，严格控制炸药在输送带上的临界厚度和防传（殉）爆距离。

　　要提高工业炸药生产线全线消防设施的安全保障能力。粉状炸药生产线工房内应设置感温探测自动消防控制启动设施和手动控制启动设施，并应在土堤外增设消防设施手动控制装置，以保证人员安全疏散后仍可实施补救性消防措施；混药、凉药和螺旋输送等设备应设置内喷淋或水幕管等自动消防设施。

　　五、进一步提升工业炸药的安全性能

　　要进一步提高工业炸药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性，淘汰采用轮碾方式的炸药制药工艺、乳化器出药温度大于130℃的乳化工艺、气流混合技术、爆炸后有毒气体含量大于50L/Kg的包装型工业炸药生产技术等相关工艺技术。

　　要严格控制改性铵油炸药生产过程中硝酸铵粉碎机转速、温度、改性剂加入量等工艺参数，并应采用自动计量、连续添加的方式加入改性剂。

　　要严格工业炸药配方和生产过程的控制管理，工业炸药产品定型备案中必须明示包括配方、添加剂组分及其比例等内容，并提供准确的检测数据和安全验证结论。企业不得擅自更改工业炸药产品的配方及其组分，如确需调整，应按照有关规定组织技术鉴定，并经一年以上工业化安全验证后报批实施。

　　六、加强现场混装生产系统的安全管理

　　要完善现场混装生产系统的安全管理条件，现场混装车应安装具备卫星定位功能的安全监控装置，实现与地面站等总控系统及时传输和作业点产量及产品流向的动态监控。要健全现场混装地面站中乳化器、输送泵等关键设备的超压、超温、断流等安全保护措施和视频监视装置。严禁现场混装车在包装型工业炸药生产的危险工房内装车作业；严禁利用混装地面站生产包装型工业炸药；严禁现场混装车在地面站内混制炸药; 严禁向未获得民爆生产许可的单位销售现场混装生产系统，严禁未获得民爆生产许可的单位购买及应用现场混装生产系统。

　　现场混装车车载乳化基质应符合联合国相关试验危险性分项判定标准，达不到要求的应按照爆炸物品的相关安全规定进行管理，不得进行罐装运输。

　　要加强对特殊作业场所现场混装车的安全管理，对采用井下现场混装车、小型泵送设备及井下装药车的场所，应根据场所的实际环境和特殊条件，制定专项安全保障措施，并向省级民爆行政主管部门报备。

　　七、强化对工业炸药生产线的安全监管

　　各级民爆行政主管部门和安全监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工业炸药生产线的安全管理，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工业炸药生产线本质安全化升级规划和实施细则，落实职责、强化工业炸药生产线升级改造全过程监管。对现有现场混装车要于2012年底前完成配置并达到相关安全要求；现有工业炸药生产线于2013年底前完成相应改造，使关键设备的安全保障条件要达到相关要求。2015年底前，所有工业炸药生产线达到本指导意见的总体目标和要求。对不能按期达到要求的工业炸药生产线，应采取必要的限产或相应核减安全生产许可产量等措施保障安全生产。

　　要引导和督促企业加强操作人员的岗位技能培训，满足工业炸药生产线本质安全水平提升的要求。我部将在“十二五”末期对达到示范条件的工业炸药生产线予以挂牌鼓励，扩大示范效果，推进工业炸药生产线本质安全化和“两化”融合进程。


　　（联系电话：010—68205388）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