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商检局、中国轻工总会关于实施出口家用洗衣机产品质量许可证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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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社凭证工本费不服物价局行政处罚一案代理词
（河南省平顶山市城市信用社 张要伟 zhangyaowei197@sohu.com）

［案情简介］XXX信用社因自身结算渠道不畅，从商业银行购买汇票凭证为客户办理结算业务，该凭证以购买价向客户收取凭证工本费，该县物价局以信用社未办理收费许可证收取结算凭证工本费为由对信用社处以2万元罚款。该信用社委托笔者代理。下面是该案件代理词的原文。鄙陋之处，望各位行家指正。
代理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们接受XX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的委托，担任其诉讼代理人，参加今天的诉讼活动。庭前我们查阅了被告提交的答辩状和证据材料，刚才又参加了法庭调查，对案件事实有了清楚的了解，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的行为是否越权、处罚程序是否合法、处罚依据是否合法、处罚幅度是否适当。现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原告有权收费且无需办理收费许可证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实施收费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非企业组织。”非常明显，应当办理收费许可证的是非企业组织，针对的是行政事业性收费。申请人属于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金融组织，属于集体企业，收取的“凭证工本费”不是行政事业性收费，因此不属于应当办理收费许可证的范围。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第二百五十七条明确规定：“银行办理各项支付结算业务，根据承担的责任和业务成本以及应付给有关部门的费用，分别收取邮费、电报费、手续费、凭证工本费……”。申请人收取凭证工本费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不属于违法收费。
　　主要针对经营者价格违法行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详细规定了对经营者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罚，任何一条、一款和一项，都没有对经营性收费或者经营性收费的违法行为作出规定，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都没有银行收取“凭证工本费”需要办理收费许可证的规定。
　　被告要求原告办理凭证工本费收费许可证，原告需要向被告缴纳凭证工本费收费许可证的工本费，被告等于为自己设定了凭证工本费收费许可证工本费这一行政性收费项目，但被告没有提供实际也提供不出这一项目的收费许可证和收费依据；没有收费许可证和收费依据，要求原告办理凭证工本费收费许可证，被告只能自己把自己置于违法的境地。
　　二、被告行政处罚严重超越职权
　　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必须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明确授权，没有法律、法规和规章明确授权的事项，行政机关无权插手和处罚，这是行政法的基本常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价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并依照本法的规定对价格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该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价格包括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因此，价格法授权被告管理的范围只能是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的违法行为，而不包括经营性收费行为。
　　《国家计委关于价格监督检查证办法使用管理范围》第四条明确规定：“价格监督检查证适用于监督检查在我国境内发生的商品价格、服务价格和国家机关收费行为”，对原告收取的凭证工本费不在价格监督检查证使用的范围之内，被告人员持价格监督检查证对原告收取凭证工本费的行为进行所谓的监督检查，明显超越了法定职权。
　　《河南省物价监督检查条例》第二条规定：“价格监督的范围包括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府健身的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很明显，凭证工本费不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府健身的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那么凭证工本费是否属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呢？答案也是否定的。首先，被告没有提供凭证工本费属于中央定价或者地方定价的证据，应当视为对凭证工本费是否属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其次，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认定金融机构凭证工本费属于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庭审中即使如此辩解也不能作为其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再者，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1年7月4日发布的《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定价目录》明确排除了金融机构凭证工本费；第四，即使被告现在提供了包括金融机构凭证工本费的地方定价目录，也因超出了行政诉讼的举证时限和该地方定价目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八条而无效。因此《河南省价格监督检查条例》没有授权被告对金融机构凭证工本费进行监督检查，被告依据该条例进行的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均属于超越职权。
　　三、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不足
　　《河南省价格监督检查条例》第二十一条针对“ 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经营性服务收费规定的违法行为”，涵盖行政事业性收费、经营性服务收费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被告认为不管是针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规定还是针对经营性服务收费的规定，只要符合该条规定，都可以处罚，是对法律的片面理解。在法律、法规和规章没有规定经营性收费应当办理收费许可证的前提下，“无收费许可证”针对的只能是非企业单位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而非原告收取的“凭证工本费”的所谓经营性收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经营者的不正当价格行为并没有包括无收费许可证收费，很明确地说明经营者不存在“无收费许可证收费”这种所谓的违法行为。同时该法只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不正当价格行为”，没有授权地方性法规对其他不正当价格行为做出补充。《河南省价格监督检查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项针对的是行政事业性收费，退一万步说，即使针对经营性收费，也因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规定相抵触而无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河南省物价局作为省政府的下属部门，没有立法权，在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的前提下所做出的规定，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河南省经营性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河南省经营性收费许可证制度实施范围的通知》依据国家物价局（1992）价费字458号文确定金融机关凭证工本费应当办理收费许可证，但国家物价局（1992）价费字458号文已被计价费［1996］184号文明文废止，河南省的规定自应同时失效。
　　四、豫价费字［2000］第115号文不能作为被告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和证据
　　1、该文件的制定者之一的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属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不具备机关法人资格，没有制定或者联合制定收费文件的权限，该文件的制定主体不合法。
　　2、该文件明确规定其制定依据是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计价费［1996］184号文件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但查遍上述两个文件，都没有关于金融机构需要办理凭证工本费收费许可证的原则规定或者具体规定，因此该文件属于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的无效的规范性文件。
　　3、计价费［1996］184号文件对银行汇票和支票的凭证工本费作了具体的规定，该文只授权省级物价部门会同人民银行制定其它凭证工本费的标准，而没有授予其对银行汇票和支票的凭证工本费做出同该文不同规定的权限，因此河南省物价局、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对银行汇票和支票的凭证工本费作出不同规定，超出了该文的授权，属于越权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根据法律规定，越权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没有法律效力。
　　4、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六、七十七条的规定，规范性文件应当同时在部门公报和本行政区发行的报纸上公布，但该文件没有依照法律规定对外公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5、该文明确规定自2000年5月1日起执行，根据《国家计委关于价格文件执行日期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通过《物价公报》定期向管理相对人公布的价格文件，一般应以每月的15日作为执行日期，因此该文件应自2000年5月15日起执行。被告没有理由依据该文，对原告该文件生效日前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6、该文件被告没有在处罚决定书中没有引用，不是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0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应认定是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
　　7、该文件属于规范性文件，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据的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参照规章，“通知”和“答复”不是规章，不具有参照效力，当然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五、行政处罚明显失当
　　《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的通知》第二部分规定：“对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设定罚款不得超过违法所得的3倍，但是最高不得超过30000元，没有违法所得的，设定罚款不得超过10000元”；《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贯彻实施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对非经营性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罚款不得超过1000元；对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罚款不得超过10000元。”也就是说，即使申请人的行为违法，被告对原告的罚款最高也不得超过10000元，被告对原告处以20000元的罚款，显然超出了法律的规定。
　　《河南省价格监督检查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了无违法所得，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原告即使属于违法行为，也是轻微的违法行为，被告按照该条授权处以二万元的罚款，明显属于滥用职权。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的地方性法规和国家发计委的规章对无违法所得的违法行为规定了不同的处罚标准，而国家发计委的规章有《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的通知》这一直接的行政法规依据，而《河南省价格监督检查条例》却没有明确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根据，因此处罚标准应当适用国务院和国家发计委的规定而不是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的规定。
　　六、行政处罚适用法律不当
　　既然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的行为违反了省物价局豫价房字（1995）第111号文和《河南省价格监督检查条例》第二十一第（二）项的规定，而处罚时仅仅引用了《河南省价格监督检查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而没有引用被申请人认为的全部法律根据。同时被申请人也没有引用法律授权、处罚程序、处罚权限、救济途径的法律根据，实际属适用法律不当。
　　七、被告行政处罚程序严重违法
　　1、违法立案。根据国家发计委《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和《河南省行政机关执法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被告只有在确认原告有违法事实的情况下附上相关材料才可立案，被告《立案呈批表》以原告无证收费立案，但在2001年4月20日前被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实施了无证收费行为。这一行为只有在被告2001年4月25日、2001年4月27日调查取证后才可发现。被告的立案要么属于当时无证据的立案，要么属于先调查取证后立案的行政程序倒置。根据规定，《立案呈批表》需要行政机关负责人签署意见，但被告的局长黄国民并没有签字。
　　2、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三个非承办人参与了执法，其执法行为是无效的。执法人员在笔录上的签字前后不一致，有明显代签痕迹，违反了执法人员必须在笔录上签字的规定。
　　3、被告从原告处复印的材料，根据国家发计委《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应当由资料出具人即原告逐页签名或盖章，没有签名和盖章，该证据形式不合法，没有证据效力。
　　4、被告调查终结报告应当报请但没有报请负责人审查，应当报送上级主管部门备案而没有备案，都违反了法律规定。根据规定，案件审理委员会应当由被告的负责人参加，被告的案件讨论记录没有该局局长的签字，案件审理委员会的组成违法，因此其作出讨论的程序为严重违法。
　　5、《河南省价格监督检查条例》第三十二条涵盖有违法所得和无违法所得两种性质的行为，被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没有明确告知原告的行为属于那一种，使原告无法有针对性地行使陈述、申辩的权利，等于变相剥夺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权。该告知书送达原告的副主任，违反了行政处罚法和国家发计委关于送达的规定，该送达不生效力，应当视为没有送达。
　　我们能够在庄严、神圣的法庭上，在审判长公证的主持下，参加今天的诉讼活动，法律赋予我们能够与地位不平等的被告在这里向法庭陈述我们的认识和意见，是我们难得的机会。
　　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处罚应当按照有利于行政管理目的的实现、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有利于保护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标准，而不是按照有利于罚款的标准去进行。被告如果认为原告的行为属于其管理的价格工作范围，为什么第一次针对原告前后同一性质的行为，第一次行政处罚引用的是《价格违法行为处罚规定》，而第二次却引用《河南省价格监督检查条例》呢？我们想，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条例对所谓的经营性收费设定有罚款规定，而价格法及国家发计委的规定都没有罚款的规定！《河南省价格监督检查条例》第三十二条同时要求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同时必须给予警告和罚款的行政处罚，而被告知看到了罚款的规定，而唯独没有看到没有罚款内容的警告的规定，其处罚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根据XX县治理和优化经济环境工作的部署，被告肩负治理和查处检查乱收费、乱罚款的重任，但是现在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被告的行为构成自己治理和查处的对象。在某些行政机关的眼中，监督检查也好，管理也好，其内容和实质就是收费和罚款，收费和罚款就成了他们职权的全部内容。近几年，XX县的经济为什么落后于全市其他兄弟县区，我想大家都很明白，那就是某些行政机关为一己私利、制造四乱形成的恶果！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的今天，希望被告不要继续特权思想，应当公平、公正、文明执法，为XX县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XX县经济发展撑起一片蓝天！
　　以上意见，请合议庭在评议时予以充分考虑。
　　
代理人：张要伟
　　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城管执法局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合法性分析—以“唐福珍案”为例

郑书宏　卢宇


　　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强制拆除胡昌明违法建筑一案，因胡昌明前妻唐福珍自焚身亡，在各大媒体吵得沸沸扬扬。该事件系各种复杂因素所致，涉及方方面面，现笔者仅从法律层面对本案进行简要分析。

案情介绍：

　　1996年8月，胡昌明与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签订了《建房用地协议》后，在未办理《规划建设许可证》及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修建了面积达160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及简易结构房屋，用于企业经营。此后，胡昌明对所建房屋一直没有办理相关手续。２００７年８月，成都市决定修建市政道路金新路。为保证金新路施工顺利进行，金牛区有关方面多次与胡昌明沟通，要求其自行拆除该建筑。考虑到历史因素，金牛区有关方面拟给予适当补偿，但胡昌明拒绝接受，并提出了８００多万元的要价。2007年10月23日，成都市金牛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给胡昌明下达了限期拆除违法建设事先通知书，10月29日，又给他下达了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限令胡昌明在2007年11月3日24时前拆除。胡昌明未予理睬。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０日，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对胡昌明建筑实施拆除，遭到其前妻唐福珍组织亲属多人暴力阻挠执法，该次执法行动终因唐福珍采取往自己身上倾倒汽油的极端方式相威胁、为避免意外情况出现而终止。２００９年 11月13日，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工作人员对胡昌明建筑实施拆除。 　

法律分析：

　　本案虽因拆迁工作引发，但实质上金牛区城管执法局是依据规划及城市管理等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认定胡昌明的房屋是违法建筑并将其拆除而引发的纷争。本案中，争议焦点在于金牛区城管执法局是否是适格主体、胡昌明的违法行为是否因时效而应免于处罚以及其是否有权实施强制拆除。下面，笔者就该争议焦点分别进行分析：

一、限期拆除建筑决定的性质

　　行政处罚也称“行政罚”，是指特定的行政主体对被认为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所给予的一种制裁。限期拆除的性质是否属于行政处罚，在理论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了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以及行政拘留等六类行政处罚措施，限期拆除并没有归为其中之一，但是该条同时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可以规定其他行政处罚措施。因此，考察作出限期拆除的决定是否属于行政处罚，应当考察是否有法律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同时，《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也对限期拆除做了明确规定。
　　据此，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以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规定，限期拆除已经明确被规定，而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的规定，其性质属于行政处罚。

二、金牛区城管执法局作出拆除处罚决定的主体资格之合法性分析

　　本案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胡昌明兴建房屋应当获得城市规划部门的批准，同时根据该法律的规定，未经办理相关手续的应当限期拆除。据此，根据该法律之相关规定，规划部门是有权对胡昌明违法建筑行为作出拆除决定的行政机关。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2003年，成都市人民政府依据《国务院法制办关于在四川省成都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复函》，制定了《成都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暂行办法》。该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执法局依据城市规划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有权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根据以上相关规定，金牛区城管执法局行使该行政处罚权是有法律依据的。

三、关于本案行政处罚的时效

　　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在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便会依法发生一定法律效果的制度。 行政处罚时效分为追究时效和执行时效。所谓追究时效，是指行政处罚机关和其他有处罚权的组织对违法行为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有效期限，如果超出这一期限，则不能再行追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前述二年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则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本案中，胡昌明是于1996年8月，在与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签订了《建房用地协议》后，但在未办理《规划建设许可证》及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进行违法修建的。对其违法行为是否已经过了追究时效的认定，关键在于其违法建筑的行为是否“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但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对此，笔者认为，认定本案中胡昌明违法建筑的行为是否“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关键在于，能否将胡昌明违法建筑行为建成的房屋的存续状态作为认定违法行为处于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依据。笔者认为，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得很明确，是从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两年的追究时效。本案中，胡昌明于1996年实施修建行为且其违法修建行为已经完成达十多年之久，因此，其追究时效已经届满。至于该违法建筑存续的事实，只是违法行为的结果。只有产生该结果的行为被认定违法并被撤销之后，其结果能才能被否定，因此，违法建筑的存续不能作为认定违法行为处于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依据。至于，城乡规划法，因其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其不能作为评价胡昌明的建筑行为是否违法的依据。但是，《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凡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并可处以罚款。根据该条例的规定，“凡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不论其行为的发生时间，均可被要求限期拆除。因此，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本案中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并没有届满，行政机关仍旧可以对其进行追究。

四、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实施强制拆除的合法性分析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对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划分大致有以下三种：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和可选择的行政强制执行。可选择的行政强制执行是指，某些有法律法规授权的可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机关可以选择自力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就本案而言，《行政处罚法》、《城乡规划法》以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分别对强制执行的主体进行了规定。其中，《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凡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并可处以罚款。前述规定分别规定法院、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成的有关部门以及经政府批准的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因此，前述法律规定之间发生冲突。就《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行政处罚法》之间的冲突而言，前者颁布于1992年，后者颁布于1996年，前者属于行政法规，后者属于法律。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行政处罚法》属于上位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属于下位法，二者冲突之时，应当以上位法为准。而就《行政处罚法》和《城乡规划法》而言，前者是专门规范行政处罚的一般法，《城乡规划法》则是规范城乡规范范围内的行政处罚的特别法，根据立法法的规定，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但是，《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的适用情形是，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该法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而本案中，《城乡规划法》并不能作为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因此，金牛区人民政府无权责成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实施强制拆除等措施。
　　因此，根据以上分析，本案中，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

①http://hi.baidu.com/65583069/blog/item/d207a57f8c2e3f0b28388ab2.html
②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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