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关于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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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
2006年6月5日
教社科〔2006〕5号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和创新能力，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对努力回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亟待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构建以当代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大力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是当前的紧迫任务。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的重要论断，把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也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高等学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力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密集，力量雄厚，学科齐全。长期以来，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服务党和政府的决策，为弘扬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与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相比，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还有较大差距。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理论脱离实际比较普遍，应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能力还不强，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条件保障也不能适应哲学社会科学快速发展的需要。大力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是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紧迫任务和长期目标。
3．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必须坚持正确方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向正确与否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贡献。
二、创新是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决定性因素
4．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灵魂。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品质，是推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断深化的不竭动力。大力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是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内在要求，也是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保证。
5．增强创新意识，提升研究境界。要增强创新意识，努力发现新问题、把握新情况、明确新任务，自觉推动社会变革和理论进步；要积极接受新知识、学习新方法、形成新观念，勇于超越别人和自己。要把创新意识贯穿于研究的全过程，落实在选题、立项、成果产出和转化等各个关键环节。
6．确立创新目标，明确战略定位。要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长期目标，发挥高等学校的优势和特色，努力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教材体系和人才队伍。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强化应用对策研究，使高等学校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中心、文献辐射中心、先进文化孵化中心和决策咨询服务中心；使高等学校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发动机和推进器。
7．确立创新重点，寻求重点突破。要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回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扩展理论视野，不断做出理论概括，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国际影响的标志性成果。通过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综合研究水平。
8．理论联系实际，探索创新方法。要关注实际、了解实际、深入实际，坚决克服学术研究脱离社会、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倾向；要善于从实际问题中抽象出理论并回到实际中接受检验，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要自觉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不断解决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推动实践不断前进。要重视方法论的转换与创新，重视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与整合；要加强调查研究，注重实证研究，通过继承创新、综合创新、原始创新，不断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和社会效益。
9．建立创新机制，激发创新活力。要深化高等学校科研体制改革，探索更加灵活高效的科研组织形式，形成更加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营造更加有利于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和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充分调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提升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质量和创新能力。
三、建立健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制度
10．完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领导体制。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领导要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形成领导有力、机构独立、责任明确、管理到位的领导体制，为不断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和创新能力提供有力保证。
11．完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管理机制。要围绕提高研究质量，形成质量导向明确、评估监督有力、成果转化迅速、组织运行高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机制。以多出高质量成果为目标，不断提高职能部门专业管理水平。
12．建立健全以政府为主的多渠道研究经费投入体制。要加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的投入，确保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经费增长，合理确定并逐步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经费在整个科研经费中所占的比例。要制定鼓励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政策，经费向质量高、创新力度大、有利于综合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倾斜。要拓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的筹资渠道，鼓励设立各种类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调动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支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经费多元投入的格局。
13．创新高等学校研究组织形式。完善以项目为纽带、以课题负责人为龙头、人才组合灵活、有利于激发科研人员创造性的研究组织形式。突破阻碍研究人员有机组合和资源共享的学科壁垒、院系壁垒、学校壁垒和区域壁垒，鼓励跨学科、跨院系、跨学校、跨地区、跨国度组合研究力量，形成机构开放、内外联合、良性竞争、优胜劣汰、有利创新的研究合作体。进一步加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鼓励和支持进行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新探索。建立和扶持一批学科综合、人员开放、资源集中、成效显著的新型研究联合体，推动高等学校与政府、企业、民间团体建立紧密的合作联系，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社会、拓宽视野、扩大资源创造条件。
14．建立健全吸引人才、平等竞争的人才聚集与流动机制。深化科研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建立重创新能力、重研究质量、重实际绩效的人才选拔和激励机制，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人员流动和淘汰机制，不断优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
15．改进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管理办法。按照好中选优和透明、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立项、申报、评审制度，选好题、立好项、出好成果。强化科研项目的目标管理，设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着力支持基础理论研究。建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信誉制度。对信誉好、成果优的研究人员优先资助；对信誉不良、项目成果不合格的研究人员予以批评、终止资助直至停止申报资格。
16．建立健全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机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工作，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搜集、展示、发布、推广、应用、反馈系统的建设，畅通高等学校与政府、企业、社会的联系渠道，促进科研成果向课程教材、社会普及、政府决策、文化产品方面的快速转化，培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中介机构和经纪人才，不断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四、建立鼓励高质量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
17．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评价标准。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既要有数量、规模指标，更要有质量指标，当前尤其要强调质量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要克服重数量指标轻质量指标的倾向，改变简单以数量多少评价人才、评价业绩的做法。创新程度是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高低的核心要素。要把是否发现新问题、挖掘新材料、采集新数据，是否提出新观点、采用新方法、构建新理论，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高低的主要内容。推广优秀成果和代表作评价制度，充分发挥高水平研究成果对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导向作用。
18．建立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特点的分类评价标准。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国际性与民族性、继承积累与自主创新的统一。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具体学科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评价标准，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要有切合实际的评价尺度。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不同成果形式要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标准和方式进行评价。
19．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评审制度。发挥专家与同行评议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的主导作用，完善专家评审、成果受益者评审等多种不同评审制度；实行公开评审与匿名评审制度。建立全程评价机制，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对于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改变重项目申报、轻成果评价的偏向，加大对研究项目管理的力度，推动研究项目高质量地完成。注意培育民间学术评价机构，维护评审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20．建立科学合理的评审监督机制。建立评审结果的公示制度，接受社会对评审结果的监督。建立学术评审申诉制度，设立专门机构受理对评价结果的质疑和投诉。加强对学术评价机构、评审专家的监督，建立评审专家的信誉制度，促进评价制度的不断完善，杜绝在学术评价中徇私舞弊。
21．鼓励积极健康的学术批评。健康的学术批评是加强学风建设、维护学术尊严、提高研究质量的重要社会评价手段。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遵守学术规范，鼓励积极健康的学术批评，鼓励潜心研究，鼓励学术精品，反对粗制滥造，驱除学术伪劣产品。
五、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
22．加强领导，不断深化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要不断加深对哲学社会科学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性的认识，切实把哲学社会科学摆在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的地位。要研究制订哲学社会科学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教育部将继续大力实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为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和创新能力提供切实保证。
23．构筑高地，大力促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平台的建设。要以国家“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为核心，以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结合学校学科建设实际，以基础研究为中坚、应用研究为重点、对策研究为突破口，逐步形成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
24．面向社会，大力促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快速转化。要把个人学术兴趣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把学术研究与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把学术研究与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把学术研究与增强我国文化竞争能力、扩大国际影响紧密结合起来，逐步形成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体系。
25．优化环境，大力改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条件。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建立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稳定增长机制；加大基础建设力度，重点建设一批社会调查基地、文理交叉综合研究基地、学科专题数据库，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加大学风建设力度，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不断提高学术道德水平，逐步形成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条件保障体系。
26．以人为本，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加强对理论拔尖人才的重点扶持，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加强对崭露头角的学术新秀的重点培育，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术带头人；加强对优秀青年人才的重点培养，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要加强科研管理队伍建设，造就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管理理念先进、具备学科专长、组织能力强的科研管理骨干，逐步形成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支撑体系。
内容摘要 修改后刑诉法就检察机关履行侦查监督职责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强化,主要表现在对审查逮捕条件和程序的明确和完善。这一方面增加了审查逮捕的工作量和难度,另一方面也对检察机关在今后的工作中如何掌握逮捕条件的适用,准确执行逮捕措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审查逮捕 细化 标准 程序
逮捕对于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或妨碍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关系到如何更好地实现保障人权的这一刑诉法的基本任务。1996年刑诉法规定逮捕必须符合三个要件,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有逮捕必要。这三个条件中对逮捕必要的规定过于宽松,实践中对逮捕必要性条件自由裁量权太大,同时长期形成的“构罪即捕”的理念也极易导致逮捕的滥用。虽然高检院出台了有关规范性文件,但1996年刑诉法修改前,各地对逮捕的把握仍多停留在“构罪即捕”的层面,往往忽视必要性条件,导致逮捕功能异化。因此,修改后刑诉法在保留逮捕的证据条件、刑罚条件的基础上,将“逮捕必要性”论述为“社会危险性”,并对逮捕的情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为办案人员根据相关事实及证据,全面分析和判断案情提供了依据,这也是进一步贯彻逮捕的谦抑原则,禁止滥用逮捕权,最大限度的控制逮捕,尽可能少捕原则的体现。
一、 修改后刑诉法对逮捕工作的相关规定
针对审查逮捕工作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修改后刑诉法结合了多年司法经验,也吸收了国外的一些刑罚理念,既巩固了已有的逮捕制度改革成果,也推动了逮捕制度的逐步完善。
一是逮捕条件细化。修改后刑诉法第79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一)可能实施修改后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由此可见,修改后刑诉法在逮捕措施方面作了三项重要的修改:一是列举了“社会危险性”的五种情形;二是对“应当逮捕”的三种情形作出了规定;三是对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应当”逮捕修改为“可以”逮捕。将必要性审查与应当逮捕的五种情形、三种情形相结合,要求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案件过程中必须优先考虑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在具备社会危险性的前提下,再去衡量其社会危险性能否通过取保侯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性方式去避免,只有在前两种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才能使用逮捕这种羁押性手段去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这样的司法理念使得逮捕措施得以慎用,能够更好地保障人权。
二是审查逮捕程序完善。第一,增加了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修改后刑诉法第8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一)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二)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三)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此规定在赋予检察机关对是否讯问有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从提高逮捕质量和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角度出发,又规定了“必须”讯问的情形,防止错误批捕。第二,增加了审查逮捕阶段证人、律师的参与。修改后刑诉法第8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此规定增设了询问证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程序,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减少了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行政审批色彩,有利于检察机关更加全面地了解案件情况,彰显程序正义。
三是增加了羁押必要性条款。修改后刑诉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此规定改变了多年来必要性审查仅停留在案件审批过程的制度,既可以有效地防止超期羁押、不必要的关押,又可以避免羁押期限长于所判刑期的变相超期羁押现象的出现。
综上所述,逮捕条件的设置是否科学事关逮捕制度本身的设置是否科学、是否正当,事关逮捕措施在司法实践中是否会被滥用,事关被羁押公民的权利是否能够得到切实保障。从司法规律的角度看,修改后刑诉法对逮捕条件细化和羁押必要性条款遵从了无逮捕必要推定原则和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有利于减少司法恣意,同时也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修改后刑诉法对审查逮捕工作的挑战
修改后刑诉法的实施,强化了检察机关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对其准确掌握审查逮捕条件,发挥逮捕措施在惩治犯罪中的作用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逮捕条件把控面临修改后的考验。与以往相比较,修改后刑诉法对逮捕条件的细化及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使基层检察院审查逮捕工作量大大加重,特别是在当前案件数量多、检察官少的情况下,除了对案件事实的审查,办案人员还要综合案件影响、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社会群众反映等因素,及时化解各方矛盾,促进和解工作的进行,而这一系列的工作需要在法律规定的较短期限内完成,是对办案人员办案质量与效率的极大考验。首先,如何把握“社会危险性”这一用语。何谓“社会危险性”,修改后的刑诉法明确应当逮捕的五种情形。但对这五种情形没有明确界定和提出证据要求;其次,如何理解逮捕条件中“可能判处十年徒刑以上刑罚”的要件。尽管最高法和地方省高法出台了量刑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但案件事实证明标准在逮捕阶段与审判阶段的不同,以及检察官和法官不同的法律裁量(西方称自由心证),导致了逮捕阶段认为可能判处十年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在审判时判处了轻刑,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在审判时判处了拘役、缓刑等,这增大了检察官判断的难度,对案件捕后是否能判轻刑难以把握。最后,在司法实践中,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性措施有时候难以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取保候审存在脱保成本低,犯罪嫌疑人逃避、妨碍刑事诉讼的风险,甚至发生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再违法犯罪的情况。监视居住由于操作困难,在实践中往往演化成在宾馆羁押,成本过高,执行机关还要时刻监视被监视居住人的人身安全。采取非羁押措施后,一旦发生危害事件,不被羁押后又犯罪,那么不仅办案人员、检察机关会成为众矢之的,公众对非羁押制度也会失去信心。
二是羁押必要性审查需要修改后的细则保障。如何开展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是检察机关在修改后刑诉法实施之初所面临一个新课题。修改后刑诉法给检察机关构建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平台,但此项规定原则性强,并未就具备的实施时间、启动方式、监督程序等进行规定,这需要检察机关去完善。
三是审查批捕风险评估面临修改后的探索。由于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使得部分矛盾凸显,一些案件在作出决定后容易引发社会矛盾,这样就让审查逮捕案件的风险评估显得十分必要,但这一机制在具体的操作中尚未完全成熟。特别是在修改后刑诉法作出了关于逮捕的新规定后,部分相似案件在不同背景下可能会作出不同的决定,群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容易不理解,因而对风险评估的要求也需要进一步提高。另外部分案件在逮捕后发生变化,如实践中经常发生的轻伤害案件,逮捕阶段没有进行和解,审判阶段达成了和解。如果逮捕阶段不批捕,被害方不认同,往往会激发社会矛盾。
三、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审查逮捕工作
面对修改后刑诉法给审查逮捕工作带来的修改后挑战,笔者认为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现逮捕理念从“构罪即捕”向“严格逮捕”转变。逮捕措施的适用,一是要确定有犯罪事实发生并有证据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具有相当的社会危险性,不能只关注犯罪事实,对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和发生社会危险性缺乏认真审查与正确判断,通过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性质,维护刑事诉讼的严肃性。二是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严格控制,保障侦查工作的开展和证据的收集完善,确保刑事追诉顺利进行,提高工作效率,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社会隔离,有效防止可能发生修改后的社会危害,避免加剧、扩大矛盾,不能脱离实际或者缺乏分析研判,将逮捕证据标准一律等同于起诉或者审判的标准。三是要进一步强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性保障措施的运用,确保诉讼顺利进行,化解社会对抗,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第二,逮捕条件的细化,要求必须进一步提高逮捕办案质量。建立健全逮捕审查工作机制,一方面要加强对逮捕条件的研究论证,从惩治犯罪和人权保障并重的角度出发,保证逮捕措施的严格适用;另一方面要加强逮捕条件的证明机制,强化证据意识,围绕逮捕条件的待证事实规制证据标准,检察机关要监督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并在提请逮捕时对犯罪嫌疑人具有的社会危险性说明理由,附上相关的证据材料。侦查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应同时提供关于适用逮捕的相关理由说明。相比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对案件侦查进展情况及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轻重、帮教环境、是否累犯等影响社会危险性判断的事项更为了解,由公安机关采取书面形式说明有逮捕必要的理由,并提供相应证据,这样既可以使检察机关更为全面地掌握影响逮捕判断的各项因素的具体情况,提高审查针对性和准确性,也有助于防止对明显无逮捕必要的盲目报捕,从而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第三,细化工作流程,建立捕后审查跟踪机制,明确批捕环节案件承办人对逮捕后必要性进行审查的义务。首先,应当明确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程序规则。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主体应为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审查案件范围包括案件证据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判处徒刑以下刑罚或者缓刑的,达成刑事和解的以及其他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能防止社会危险性发生的情形。审查程序为主动审查与申请审查相结合,即通过建立逮捕案件羁押必要性审查档案定期审查与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提出申请审查。其次,应当明确规定羁押必要性的实体审查方式,既要向侦查机关了解案件侦查取证的新情况,又要听取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同时要查阅有关案卷材料,辅之以犯罪嫌疑人在押期间的表现作为考量因素,审查评估是否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有关证明材料;审查方式;最后,应当建立切实有效、方便快捷的信息交流机制。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利用修改后刑诉法提供的监督平台,侦查监督部门人员完成捕前审查工作后,侦查监督部门与侦查机关以及同院公诉部门要加强沟通联系,构建起确保侦查监督部门能够掌握案件的全程动态,在此基础上才能把捕后跟踪必要性审查工作落到实处。这只要长期坚持下去,就能对一些可能会判处轻刑的案件在批捕阶段做出可捕、可不捕或不捕的处理,从而提高逮捕的质量。
第四,在工作中要将矛盾纠纷化解与侦查说理有机结合。针对存在重大社会稳定隐患的案件,在实践中已经证明建立和健全风险评估工作机制十分必要,在修改后刑诉法实施后这既是对相关案件可能出现的后期隐患的提前通报,同时也是对办案人员的提醒,警示办案人员还需要进行后续工作,案件矛盾隐患还需要进一步化解。风险评估机制不是一个孤立的单元,不但要结合地区特点及时予以调整、完善,同时也需要在审查逮捕工作中进一步做好侦查说理工作,这样才能在办案中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在案件结果出来之后能够消除人民群众可能存在的误解。当然这就需要检察人员在办案中超越简单的就案办案,需要将办案与法律相结合,把惩治犯罪、化解矛盾结合在一起,做到办案的透明、公平、公正。
总之,对于修改后刑诉法的适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具体办案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准确把握逮捕的条件,一案一分析,贯彻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精神,全面提高逮捕案件的质量。
作者单位:涞水县人民检察院
案情：
赵某与田某均系经营石材厂的个体业主。孙某受雇于田某从事操作锯石机工作，在锯石机的锯片磨损到一定程度时，其负有更换锯片的职责。赵某与田某等人的石材厂相邻。平时（尤其是在夜晚），若二被告石材厂中某个石材厂的锯石机需要更换锯片而缺少人手时，该石材厂的工人会去请其他相邻石材厂的工人帮助更换。这种工人之间相互帮忙更换锯片的行为，二被告均予以同意或默许。2010年11月25日晚，孙某在田某石材厂中上夜班。当日晚9时许，赵某派其工人厉某到田某石材厂中请孙某帮助更换其锯石机的锯片，孙某遂到田某石材厂中帮助其更换锯片。在更换锯片的过程中，孙某不慎被脱落的锯片砸伤腿部。因自行协商未果，孙某于2011年5月7日诉至法院，要求赵某与田某连带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71 323.25元。
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本案所涉法律关系为帮工法律关系，孙某应当向被帮工人许某要求赔偿。我国法律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孙某帮助赵某更换锯片系不求报酬的帮工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在帮工活动中遭受到了人身损害作为被帮工人赵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另一种意见认为：该案所涉法律关系是雇佣法律关系，孙某应向雇主田某要求赔偿。我国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孙某系田某的雇员，其当晚工作时受邀帮助赵某更换锯石机锯片的行为，虽然没有受到其雇主张某的明确指示，但在日常工作中已经得到雇主张某的默许，其行为也是为了其在更换锯片时得到田某石材厂中的工人的帮助。可见，孙某在工作时帮助田某更换锯片的行为是为了其从事的雇佣活动（操作锯石机）的顺利开展，与其履行职务（操作锯石机并更换锯片）有内在联系，故其受邀帮助赵某更换锯石机锯片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是为雇主田某从事雇佣活动。孙某作为田某的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到人身损害，田某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中，田某基于雇佣法律关系而对孙某负有赔偿责任，而赵某基于帮工与被帮工的法律关系对孙某亦负有赔偿责任。但孙某请求判令二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孙某不能同时起诉二被告，只能选择一个主体雇主或者被帮工人作为被告，分别依照雇佣法律关系或帮工法律关系要求雇主或被帮工人其承担赔偿责任。
评析：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雇员的损害是由可归责于雇佣关系以外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第三人亦应当按照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时，雇员或其他赔偿权利人就会产生两个赔偿请求权。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但能否要求这两个赔偿责任人进行连带赔偿呢？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
我国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中，孙某系田某的雇员，其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田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孙某所受人身损害系帮助赵某进行更换锯片活动所造成，作为被帮工人，赵某对该次人身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为充分保障雇员的合法权益，孙某既可以要求赵某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要求田某承担赔偿责任。二被告的赔偿责任是基于不同的原因和行为而对孙某负有的以同一给付为标的（赔偿孙某人身伤害造成的损失）的两个债务，其中任何一个被告履行了赔偿责任，那么两被告的赔偿责任均归于消灭。雇主田某与被帮工人赵某对孙某的赔偿责任实际上是不真正连带责债务。
不真正连带债务，又称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数个债务人分别基于各自立场对同一债权人负填补同一损害之义务。关于不真正连带责任，史尚宽先生认为，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数个责任人在客观上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对于受害人承担标的相同的数人责任，每个自然人都负有全部履行的义务，并因任一责任人的履行而使全部责任均归于消灭的责任。简言之，不真正连带责任乃多数人就同一内容之给付，各负全部履行之义务，而因一责任人之履行则全体责任消灭之责任。不真正连带责债务是数个请求权竞合产生的债务。按照请求权竞合的理论，当两个或两个以上请求权相同，又无其他约定时，赔偿权利人应当择一行使，即在数个请求权中选择一个请求权行使，选择并行使一个请求权后，其他请求权自行消灭。其目的在于防止赔偿权利人获得重复履行的不当得利，因此不真正连带责债务的债权人可以也只能选择数个债务人中的一个债务人请求给付，选择并行使一个请求权经法院裁决后不得改变，除非客观上由于法律原因或事实原因不可能实现。
在特殊情况下，由于不真正连带责债务的双方当事人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债权人择一债务人请求给付而债权不能实现。如，债权人可能因为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或胜诉后因债务人客观上没有履行能力，以至请求权只能得到部分满足或者全部不能满足。这种情况下，债权人是否享有补充请求权，再向其他债务人请求给付？笔者认为应当可以。理由是：首先，债权人就一个给付享有数个独立的请求权，请求权的行使不等于请求权的实现。当由于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原因导致一个请求权无法实现时，债权人完全可以行使补充请求权向其他债务人主张权利。其次，债务的消灭以债务的全部清偿为前提，数个债务人分别负有独立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既然债务人之一未能履行全部清偿义务，其他债务人应当负有补充清偿义务。第三，债权人行使补充请求权不影响一事不再理原则，一事不再理是指同一原被告之间已经处理过的案件或正在处理的案件，双方当事人不得就同一诉讼标的、以同一理由向法院另行起诉。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债权人行使请求权是在前案请求权未实现情况下的补充请求，后案的诉讼主体、诉讼标的以及诉讼理由均与前案不同，不是重复诉讼。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债权人行使补充请求权另案起诉其他债务人时，如何确定其他债务人的责任范围，是将前案未履行的标的额作为后案的标的额，还是以后案确定的标的额减去已履行标的额的余额为标的额。笔者认为，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债权人行使补充请求权时，其他债务人的清偿范围，应以后案审定的标的额减去前案债务人已履行债务的余额为准。
关于本案的处理意见，第一种意见仅仅看到了事务的表面，只看到帮工与被帮工的事实，却没有认清雇员孙某行为的本质是在履行职务活动；第二种意见准确把握了从事雇佣活动的含义，符合法律精神，但忽视了本案所涉的帮工与被帮工之间的法律关系；第三种意见片面割舍了不真正连带债务的连带关系，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为由，违反了法律之原则。
雇员作为普通的劳动者，在社会中多属弱势群体，其合法权益往往缺少充分保障，若不能通过诉讼的途径实现他们应得的权益，那么法律这一正义的最后防线也就失去了意义。综上，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雇员及其他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其请求权的行使以其损害得到赔偿为限，而不受法律未明确规定之限。故本案中，对于孙某请求判令求田某与赵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作者单位：山东省五莲县人民法院）
